我国封建社会茶马互市贸易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在茶叶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叙述了我国封建时代不同时期中原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茶马互市贸易的形成、发展和特征，以及所推行的方针、政策、措施、成效得失，并以史实为依据，客观地进行了剖析与评议。

一、茶马互市贸易的起源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大发展时期之一，也是茶叶生产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贡茶、榷茶、税茶制度相继建立。唐朝前所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实行怀柔政策，采取和亲、互市、朝聘、册封、招抚等举措，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诸方肌，而赢得了边疆少数民族对唐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许多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送子弟到长安求学，“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八千余人。”（《资治通鉴》）大宗贞观十四年，吐蕃赞普遣使臣求婚，“太宗许之…贞观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

文成公主人藏带去了医药、历算、蔬菜种子、纺织、酿酒、茶和饮茶方法，在藏北高原至今流传着文成公主用进贡大唐的龙团教会妇女碾茶、煮茶的故事。藏南还流传着一首民歌：“龙纹余杯啊！就想起了公主慈祥的模样。”

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何物也？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州者…”但当时饮茶只限于上百领和贵贼，可喜的是饮茶习俗已开始逐渐传播。从此，茶始终成为汉藏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

关于茶马贸易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多年来，史学界茶学界均引唐封演《封氏见闻记》：“往年回１１俏人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认为茶马互市贸易始于中唐。但读苏州方陵先生《茶马贸易之始考》（见《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对上述论点提出质疑，其理由是《封氏见闻记》是小说，不足为信，此其一。查《辞海》载：“《封氏见闻记》颇有史料价值。”唐与回其纥市马是绢，不是茶，此其二。又查《辞海》载：“回纥与唐马绢交易，以马价折绢，名为马价绢。”很有参考价值，以茶易马贸易据可信史料，始于宋初，此其三。笔者认为方先生的论点是有学术价值的，值得我们去探讨。

笔者提出第三种观点，据《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载：“后唐在云州（今山西大同）、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契丹等族进行贸易…934一936年，契丹境内的鞑靼胡禄等部到云州互市。…契丹南唐交往中，往往以使团充当商旅贸易队。辽会同元年938），“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兄（弟）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南唐保大十年（952）南唐遣使赴契丹除装运货物的“牛车百余乘”以外，又以“鞍马沿路顿”。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对五代时期茶马互市贸易的时间、地点、规模和交易的频繁均有记述。我以为可作茶马贸易的萌芽时期。

二、宋朝，茶马互市贸易大发展

宋太祖赵匡应胤虽然先后平定荆南、南汉、江南等处，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但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乾德（公元963年）年间，太祖为了用兵契丹，深感战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且唐朝已有以茶易马之事实，于是治令置“提举茶马司”实行以查茶易马，太祖死后，其弟赵匡义继位是为太宗，为了宋王朝的发展，励精图强，巩固国防，抵御强敌，大力充实战马，加强以茶易马，此时正值茶叶生产大发展，具有雄厚的茶叶基础，可以易马，井认为以茶易马较之以铜钱、帛及其它物资易马更为合算，而少数民族又“不可一日无茶”，在此情况下，宋代的茶乌贸易在规模上大有发展，政策和措施上亦进步完善。明朝曾提出“茶马国之要政”，宋代对此虽未明确提，但对茶马贸易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实质上己视为“国之要政”了。

三、元朝，茶马互市贸易的停顿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没有沿袭宋朝茶马互市贸易的原因，概述起来有：蒙古族本身产马，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均属元朝版图，马源十分充沛。

元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密，羁縻政策已失去意义。

土司要承担对元政府的朝贡和纳税义务，从朝贡与赏赐的物品看，元朝仍有茶马互市贸易的痕迹，只是它是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换，但其地位和功能及其意义已大大地淡化转变了，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设置榷场于碉门（今四川天全）、黎州（今四川汉原北）与吐蕃贸易”，这里指的是“贸易”，并非专门易马，所以元朝茶马互市贸易处于停顿时期。

四、明朝，茶马互市贸易的变革

（一）明继宋制建立茶马互市贸易的原因

明朝从太祖未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思宗朱由检崇帧十七年（1644）火亡，计296年，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中。古代作战，骏马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也是运输的重要力量。马匹短缺，对军事上危害击打。而明朝兵多将广，缺少的就是战马，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朱元璋感到战马的重要性，他在谕羁王朱椿时指出：“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据《明名臣奏议》载：“国家令蕃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蕃夷也…故以是羁縻之耳”，“互市者，和亲别名也，然贤于和亲，贤于数十万甲师矣”。又据《明孝宗实录》载：“彼得实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明政府决意易西蕃之马，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二）明政府茶马互市贸易的政策

“茶、马，国之要政”。明朝继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版图的历史事实，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无论政策、制度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茶马互市贸易既体现了明中央政策对藏区的经济交往是一种经济关系。又体现了对藏区的统治关系，而且是属于第一位的。据《明太祖实录》载：“（帝〕敕谕松州卫指挥见１１金事耿忠曰：“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赏责其贡献。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而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马一匹，定为出赋，庶使其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朱元璋这段话有两层意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指农畜产品）之毛，谁非君臣。”其次是中原内地农民种地要交粮赋，西藏不产粮而产马，应出马作为赋税，以表示其归附中央政权和尊君，在政治上才体现君臣关系。

同时朱元璋竭力推行“以（茶）制戎狄”政策，他在告谕蜀王朱椿是时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夫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蕃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国者少，其所以制戎狄哉？”在《甘肃通志》中也有记载。“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发展到明朗，具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是明政府强化中央政权的一项重要政策。

（三）明朝茶马互市贸易法规

明朝茶马互市贸易始于洪武五年，“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稍后推行“差发马制度”。为了防止官员假朝命以济私，洪武26年特制“金牌信符”。据黄瑜《双愧岁钞》说：“洪武初于陕西洮州、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上号藏内府，下号藏各藩族，三年一差官来往对验，以茶易鸟，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

但金牌制好景不常，遭到各方势力的挑战：

其一：私茶猖厥，对金牌制冲击很大。明虽立法严禁私茶，出境重罪者处以凌迟，但经营茶叶可获厚利，官吏则倚权舞弊。驸马欧阳伦在陕西以官茶私买，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以布政司不言，并伦赐死，保（欧阳伦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于官。”（《明大祖实录》）可见明茶法不避权贵。而在茶农茶商中，则很多以细茶私卖，粗茶纳官。

万历年间，湖南黑茶兴起，产量多，质量也好，私商越境贩卖，蕃人也以湖南茶价较低且味醇，喜欢购买湖南茶，不愿与政府易马。对金牌制冲击很大。政府不得已只好用一部分湖南茶易马，因而湖南茶在茶马贸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其二、国力衰弱。蒙古军进犯辽东、宣府、甘州等地，英宗亲率十五万大军征讨．在土木堡被俘，官军死伤惨重。一些纳马部落也遭侵掠，金牌丧失，使金牌制无法继续执行。至于金牌停止使用的时间，明代史书说法不一。据考证以正统十四年为宜。

（四）明朝健全茶马互市贸易的措施

建立巡视监察制度：明洪武年间，为了确保茶马贸易顺利开展，对边境关卡管理很严，“守把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并不定期派踪朝廷官员巡视检查。成化年间，派遣御史巡视陕西茶事，从而确立了专职巡视监察制度。但明初，陕西马政由巡抚兼管，后朝廷准都御史杨一清奏请由巡茶御史“兼官马政茶法二事”，使御史巡视监察制度更加完善，这是明朝的一项创举。

除此，明朝还对官茶的加工、贮藏、调拨极为重视。明初，四川、陕西易马的官茶，除茶马司保藏一部分外．其余均由各州县分散贮存，这样既不利于保管，也不利于调运，经常发生茶叶霉烂变质造成损失的事故。为此在洪武三十年决定在成都、重庆、保宁、播州（明时属四川）建立四大官茶专仓保管，并在襄城、紫阳（均属陕西）建立制茶作坊，专门加工统购的官茶。为了确保运输路线的畅通，还修筑道路，增设驿站，以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组织军民专业运输，这些措施使官茶的贮藏、加工、运输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制度，这也是明朝的创举。

五、清朝，茶马互市贸易的衰落消亡

（一）清朝实施茶马互市贸易的原因

适应清初大规模战争形势的需要。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和巩固时期。清朝初期，前朝遗臣企望复辟而据地称帝，各地反清波涛汹涌澎湃，中央政权很不稳定，大规模战争不断，导致战马严重短缺，国家财政“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的困难局面，故沿袭明朝积极推行茶马互市贸易。

适应贯彻“因俗而治”方针的需要。为了对边疆少数戾族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因俗而治”这一统治边疆的传统思想，便成为清政府奉行不移的政策。雍正帝明确指出，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乾隆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习。”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自唐始盛行饮茶习俗，茶马互市贸易历代相传，清朝也势必沿袭，才能做到“不易其习”。同时，清政府鼓励“慕义驰贡”（《清朝文献通考·榷茶》），对边疆上层首领驱马来朝贡者，都以茶赏赐，“抚赏以鼓远人之心，以示怀柔之意。”

（二）清朝茶马互市贸易的政策与措施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日，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顺治元年（1644），在西北地区设立五个茶马司，同时，沿袭明制，设巡视茶马御史一人，统一管理五个茶马司。后令甘肃巡抚兼管，最后划归陕西总督管理。另设苑马寺卿一人，管理广宁第七监，专司马匹放牧与繁殖事宜。

顺治三年，诏“几外藩各蒙古来易马者，俱令驻于边口，照常贸易，毋得阻抑”。顺治八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要求在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开辟市场，换取普洱茶。康熙四年（1655）正式开市。普洱茶以普洱府为集散地，由马邦运至下关，经四川运往西藏。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开四川打箭炉（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市场。

清政府对边疆贸易持慎重态度，执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如康熙三十六年，政府曾令西藏第巴桑结嘉错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进京，他托故要求缓期。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对朝廷的不恭，建议“禁止第巴遣人贸易”，予以经济制裁。康熙非常明智，他说：“彼所属之人，皆赖贸易为主。朕为天下主，何必以班禅之故，泥于小见，禁其贸易，绝其生计乎！”。又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经户部议准，“新疆五屯兵民杂居，生齿日繁，现据茶商等请由懋功厅（属四川）增给腹引一千张，于灌县采配茶斤，运往各地销售”。确保了边疆地区茶叶供应。这些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增加民族团结有积极意义。

茶马比价政策：据《清朝文献通考·榷茶》：“我朝定鼎，各番慕义驰贡，金牌可以下用。但以茶易马，务须酌量价值，两得其平”。顺治元年，规定“与西蕃易马，每茶一笆重十斤。上马给茶蓖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这个比价，比明朝前期上马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要高，比金牌制时期则高得多。但是否“两得其平”尚有待研究。

清朝为确保茶马互市贸易的顺利进行，对茶实行禁榷，除官茶储边易马外，商茶则实行茶引制。茶商必须向政府买引，每引百斤，征银三厘三毫。茶农不得把茶卖给无引的人。无引则作私茶论处。清末改推行厘金制，实质是征税制，专卖制已不复存在。同时严禁私茶出关，“查前明诏谕，通接西蕃关隘处所，拔官军巡守，不许私茶出境。”（食货志·茶法）

（三）清朝茶马互市贸易逐步走向衰落消亡的原因

清朝茶马互市贸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洽初年（１６４４）到康熙七年（1668），为恢复、发展、繁荣兴旺阶段，康熙七年至雍正未年（1735）为时兴时罢阶段。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二十（1840）为衰落消亡阶段。

顺治年间的茶马互市贸易，是在硝烟四起，政局不稳定，朝廷急

需战马的情况下进行的。到顺治未年，全国统一局面基本形成。康熙亲政后，对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巩固统治政权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明智而有效的政策：奖励垦荒，劳动者得到实惠，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康熙八年，实行“更名出”，把明朝藩王的土地“给以原种之人，号为更名出，永为世业”《清朝通典》。使无田的农民有了合法的土地。同时实行减兔赋税政策。除水旱灾害全免外，并在全国实行轮减，减轻农民的负担。康熙十五年（1712）又实行“滋主人丁，永不加赋”，刺激了人口增长。雍正元年（172３），诏令“摊丁入田”，即按财产和负担能力交税。既改变了赋税不均的状况，又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了台湾之后，全国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封建统治秩序进一步稳定，朝廷对茶马贸易开始淡化。

康熙、雍正时期，清朝不仅控制了满、蒙民族马匹来源，而且在察哈尔和辽西设立了牧马场。乾隆年伺又在甘肃、新疆建立，以解决军马和御马的需要。同时，由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需要内地商品的种类日渐增多，单纯的茶马贸易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朝廷又鼓吹“满蒙一家”，“内外一体”，因此，蒙、藏、回等民族商人大量涌人内地，内地商人也进入边疆，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增长，冲破了官办茶马贸易的樊笼。

茶叶是我国出口最早的传统商品，五世纪输入亚洲一些国家。十六世纪输入荷兰和英国，十六世纪输入美洲，独占世界茶叶市场。清朝康熙中期，华茶输出价值占出口总值60％。乾隆末期（1790一1794）占出口总值88.8％。清政府对茶叶的重视已从茶马贸易转向出口贸易。

综上所述，清朝茶马互市贸易，自康熙时期开始走向下坡，其地位和作用逐渐消失。

结论

一、始自唐代终于清朝中期的茶马互市贸易，历经唐、宋、明、元、清五朝，延续千年之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我国茶业经济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宋朝继承了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的传统观念，神宗力图有所作为，富国强兵，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在比较了以钱、绢、茶易马得失之后，作出了以茶易马最明智决策，从此，成为定制，历代相传，延绵不绝。使唐代开始的茶马互市贸易更具特色。

“羁摩”是笼络使不生异心的意思，井非以强权去制服，这是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出现的。宋对茶马互市贸易价格政策是“随市增减，价例不定”和”马价分九等”，是符合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落，和优质优价，次质次价的原则。公平合理、调剂余缺、互惠互利。所以宋朝每年易马达15000－－20000余匹。

三、“以制戎狄”的观点，是明朝朱元璋在谕蜀王朱椿时明确提出来的。从“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的政策，发展到利用象征军权的金牌信符来强制推行茶马互市贸易。朱元璋在中原内地也实行恐怖政治“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到宪宗时提出了“茶、马，国之要政”，进一步强化了朱元璋的主张，继续实行“贱马贵茶”政策。所以明朝的茶马互市总的趋势是随国力强弱而决定易马的多少。

四、清朝废除金牌制，实行“酌其价值，两得其平”的政策。康熙不赞成经济制裁，认为是“泥于小见”。并尽可能满足边疆要求开放新市场易马和茶的供应。

五，茶马互市贸易在历朝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和团结。边疆来内地易马者，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地方政府官员、僧侣，也有平民百姓。他们与内地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友谊，扩大和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认识。在宋朝通过茶马互市，西番与宋朝和睦共处，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宋与西复对峙时，茶马互市中断，人民曾一度迫使西夏与宋议和。四川黎州羌族聚众扰边，要求复市。明朝汉蒙通过茶马互市贸易，蒙古“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清雍正时称：“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我之所有，彼之所无，我从而重之，彼亦之”。十八世纪末，英国想利用印度茶垄断西藏市场，从而吞并。英人贝尔潜人西藏，他承认“凡有藏人踪迹者，无不嗜茶，即在大吉岭山下的西藏居民，亦不顾大吉岭所产极名贵之茶，偏喜历尽艰辛山路而运入中国之茶。中国茶较贵，而人民又贫，但仍视为不可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同胞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热爱祖国的浩然正气！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使西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长期茶马互市贸易所形成的民族深情的结果。

有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通过茶马互市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带动了全面的物质交流。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红缨、佛像、佛经、药材等物资大量进入内地。内地的绢、布、食盐、陶器、铜器、铁器、书籍、纸张等物资大量进入边疆地区，这对推动当地手工业的发展、人民主活水平的提高，地区开发与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在前文中有详细的叙述。

有利于边疆地区的交通建设和新兴城市的兴起。古代川藏、青藏交通十分险阻。而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从茶开始。他们长年累月，越过崇山峻岭，艰难跋涉，逐渐走出一条茶道，以后演变成驿道。经过各代的整治修建，驿道比较安全方便了，新兴城市日益崛起，来往人员也日益增多，它对扩展地区联谊，经济、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