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有饮茶的习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茶文化。在我国众多的民族中，没有那一个民族能比藏族更嗜爱茶。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得饮茶最多的民族。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西藏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