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洒在茶马古道上的茶韵馨香(图)

2005年11月至2006年7月间，勐海茶厂组织马队重走了绵延数千里、举世闻名的古老驿道———滇藏茶马古道，并沿途捐建了10所希望小学。

勐海茶厂在巴达和布朗两大古茶山有2万多亩的茶基地，保证了大益茶的优良品质。

巴达山这棵1700多年的古茶树，见证着我国茶文化悠久的历史。

大益文化馆旁边的这条小路，是吴坤雄从山里买来茶马古道上的石头铺成的。　

据史料记载，云南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始于汉代，兴于唐代，盛于明清，至今还存活在勐海巴达大黑山的1700多岁的野生茶树王，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不仅云南大叶茶被公认为茶树之母，普洱茶也在中国饮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2008年，“普洱茶制作技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项目包含“贡茶制作技艺”和“大益茶制作技艺”两个内容，后者罕见地以企业品牌列入保护名录之中，而持有这一品牌的是云南大益集团旗下的勐海茶厂。作为一家诞生于1940年、以“大益”品牌倡导“茶有大益”的企业，几代茶人的故事，如同茶马古道上的驼铃一样动听，像普洱茶那浓郁的味道般悠长……

半个多世纪前的茶人情怀

每当步入茶山、茶厂，不禁为那些真实而平凡的大益茶人感动生情。从范和钧到吴远之，经历的是半个世纪的历史跨越。无数茶人代代相济，为的是传承、弘扬、光大大益普洱茶那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摘自吴坤雄《享受大益》

吴坤雄与勐海茶厂的缘分是从近几年开始的，但他对勐海茶厂和大益普洱茶的热爱不逊于任何一位茶厂员工。退休后安享晚年的他把全部热情都投在了研究大益文化上，不仅出版了《享受大益》、《那山 那茶 那歌》和组织编写了《大益茶典》，还筹办起大益文化馆。他因此被人们称作馆长。

每位到勐海茶厂来的人都是从大益文化馆开始了解茶厂的，文化馆陈列的照片、茶样本、奖杯等清楚地记叙着勐海茶厂的创业史和发展历程。“这些老照片多数来自范和钧的后人和那代茶人的后人。”总经理助理赵建军对记者说。

193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范和钧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石城带领90多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茶叶技术人员，来到热带雨林深处的勐海大山里，勘察茶山，引进设备，修建茶厂。在那些珍贵的老照片中，一张照片格外惹眼，照片上，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拿着各种制茶工具忙碌着。很难想象这在当年的勐海会是一道怎样的风景。

“据范和钧的女儿讲，当年她的父辈们是靠骑马、拄棍子，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这里。”赵建军指着一张照片里的小女孩说。那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人，他们当年建茶厂是为了出口赚外汇来支持抗战———大益馆里陈列着的那份由当年员工写的“入厂志愿书”，情真意切地体现了那一代人投身茶业报效国家的真挚情怀。

勐海茶厂1940年正式建成投产，范和钧任厂长，当时收购和加工心形紧茶，销售到全国各地，并出口缅甸、印度等。不过在1942年就因为日军侵略、战事逼近被迫停产和撤离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勐海茶厂恢复生产，并逐步确立在中国现代茶业发展史、尤其是现代普洱茶发展史中的地位。

大益文化馆落成的时候，正值厂里举办建厂68周年庆典，范和钧现已70多岁的小女儿不仅捐赠了很多珍贵照片，还特地从国外打电话来表示祝贺，并由范和钧先生在北京的侄女作为代表前来参加了典礼。“文化馆门前那第68棵茶树就是范和钧先生的家人种下的。”馆长吴坤雄说。从此厂里也定下一个规矩，每年都选出对企业贡献突出的员工在茶园里种下一棵茶树苗，“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荣誉，有特殊的意义。”

另一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是文化馆旁边的一条弯曲的小石径，“这是我从古茶道上的村子里买的古路石铺成的，是真正的古道”，吴坤雄说。古路石铺成的小道尽头立着一面石壁，上面绘制着一幅地图，标示着3条茶马古道的起始地点：一条“官茶大道”，往北经普洱，过昆明，进贡京城；一条“滇藏大道”，往西北经大理，过香格里拉，入西藏和川西；一条往南，分别进入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小路边上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由大益茶业集团董事长吴远之题书的“起点”两字。“这是当年‘滇茶大益天下·马帮西藏行’活动的起点，”赵建军说，“这个‘起点’也有多种含义”。2005年11月到2006年7月间，勐海茶厂和云南青少年基金会组织的重走滇藏茶马古道活动从这里出发，这个起点也象征着勐海茶厂事业的一个新起点。之后，他们又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了《我的长征》大型活动，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了“我的长征·红色大益爱心基金”，陆续捐资修建了40多所希望小学。

寻找茶之本真的人们

千座茶山，静静地相依而立，倾听着身畔的澜沧江水低声吟唱。一阵风吹过来，一片云飘过来，一阵雨下过来，万棵茶树上片片叶子任性地舒展着，就像刚刚睡醒的婴儿，躺在母亲的怀中，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香甜。 ——摘自吴远之《山之歌 茶之歌》

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一个对茶和茶山爱到骨子里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但在接手勐海茶厂之前，吴远之并不是一个爱茶的人。这位大益集团董事长，多年商场打拼的结果是睡眠不好，在喝普洱茶之前是不好茶的，“不敢喝，喝了睡不着觉。”他说。与吴远之类似，赵建军是胃不好，公文包里不能少了胃药，“不敢吃饱饭，一天吃四五顿，少吃多餐”。但普洱熟茶让他们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几年普洱茶喝下来，胃病没了。”赵建军说。不光他们二人，集团董事会的现任成员几乎每位都在当年切身体验到了普洱茶的好处，从而对普洱茶产生了好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吴远之开始关注普洱茶。

即使不喝茶的人，关于普洱茶的传说也会有耳闻，比如，漫漫茶马古道上，长途运输，马背上的茶叶缓慢发酵，涩变滑，苦变甘……或者，进贡京城的茶叶因路途遥远而发酵，却不料这与众不同的色味反而大受赞赏……但外行很少有人清楚，优质普洱茶是采用云南勐海的大叶种茶制作的。大叶种茶树被称为茶树之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云南的大叶种茶随着栽培区域的变化逐渐适应当地环境而演变成中、小叶种茶树，而惟有勐海的大叶种茶树，在勐海特定的环境下，始终保留着热带型大叶种特色，茶多酚、生物碱、维生素、氨基酸以及芳香类物质的含量特别丰富。史料记载云南有6大古茶山————澜沧江北岸的莽枝、攸乐、革登、倚邦、蛮砖、易武，再加上澜沧江南岸的新6大茶山———南糯、巴达、布朗、班章、勐宋、佛海，合称12名山。

自古勐海境内茶厂、商号繁多，为什么吴远之们单单看中了勐海茶厂呢？

新中国成立后，勐海茶厂于1951年恢复生产，第二任厂长唐庆阳为发展茶业付出了一辈子的努力，随后的众多茶人也为勐海茶厂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尽管期间几次更名，但勐海茶厂作为当地最大的国有企业，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也为现当代中国茶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73年成功研究并应用普洱茶人工发酵技术，奇迹般地把“云南晒青毛茶”（即未发酵的生茶饼，也叫青饼。）制成了“普洱熟茶”———这是在普洱茶发展历程中具里程碑意义的技术。虽然勐海茶厂在2002年前后因种种原因而曾濒临破产，但其茶业业务却从来没有亏损过。“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企业。”吴远之说。2003年，吴远之和他的团队着手进行茶业调研并与勐海县政府接洽，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商谈，2004年10月，随着目前这支团队的进入，勐海茶厂完成了改制。之后，在勐海茶厂基础上发展成为大益集团。

在勐海茶厂工作了几十年的谢书琼，退休后返聘回来做行政工作。回想2004年改制时的情形，她至今还感慨不已，“改制过程中，当时300多人留下了160多。”

如果只是开办一个普洱茶的加工厂，那么门槛是不高的。一些过去在勐海茶厂干过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离开后也办了自己的企业。曾有人担心这些人带走普洱茶制作的核心技术，“但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比如独特的水源、阳光和温湿度，几十年的酵房以及独特的生产工艺。”吴远之说，“我们是被普洱茶的益处吸引来的，就要生产出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产品。"大益"两字给出了我们致力于茶业的根本理由。”

神秘又神奇的制作技艺

几十年来风和雨，半个世纪薪与火，漫漫万里茶马路，几代茶人汗与血。片片茶叶铸真情，杯杯茶汤显本色，悠悠陈香飘四海，传送着大益人的好品德。———摘自《勐海茶厂厂歌》

在勐海茶厂生产厂区，到处可见“普洱茶生产工艺属国家保密项目严禁摄像拍照”的警示牌，只是这越发激起人们探索大益普洱茶奥秘的念头。关于大益茶的神奇，就有不少传说，比如厂内那口井。吴坤雄告诉记者，有一位广东客商坚信茶厂那口1973年开凿的井是“圣泉”，用这口井水发酵出的茶叶是任何泉水、井水无法取代的。这口井在茶厂改制一周年时，吴远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一源”，如“大益”一样耐人寻味。据说由于“一源”的神奇传言，有人甚至在靠近“一源”的厂外建造了酵房，取用这里的地下水制茶。

“其实普洱茶制作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茶的质量，比如翻茶工人翻摊的是否均匀，温度掌控的是否合适等等。”研发部经理曾新生说，“酵房的环境更重要，老酵房出来的茶味道就好。从科学角度分析，老酵房历经数十年所形成的独特微生物区系，就是勐海茶厂熟茶独特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酵房要养就是这个原因。”

这位2006年进厂的华南农大茶学专业的研究生，今年初竞聘担任了研发部经理的80后，尽量用简单的道理解说着普洱茶的拼配、发酵和成型过程，“关键在于拼配和发酵，这就是我们研发的重要任务。”他们每年要开发10多个品种。

当然，收购到优质原料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在海拔1700多米的巴达和布朗两大名茶山有2万多亩自己的茶园基地外，勐海茶厂还在各乡镇设立了紧密合作型初制所和收购点，每年要根据计划从茶农手中收购大量的毛茶。“刚采的茶要打火杀青变成毛茶，这道工序是由茶农完成，加工过程稍有闪失就可能影响茶叶的质量。”供应部经理万平说。这位也是今年刚刚竞聘上任的80后大学毕业生感到工作压力很大，面对茶农，不仅需要专业水平，更多的时候需要沟通能力。比如，前几天有位茶农送了几次茶样都因为茶厂的严格要求而被评定为不合格，有些想不通。为了帮茶农找出原因，万平派人到现场调查，最终发现烘茶的灶沿有条缝隙，烟从中漏出来，茶就有了轻微烟火味。

毛茶可分10级，每一级又可分出多达30多个号头，每年根据董事会安排，采购计划和要求都不一样。今年就以高等级原料为主。在茶厂收茶处，记者与勐海乡曼短村的茶农岩棒攀谈起来，“跟勐海茶厂打交道10多年了，2002年断了一阵子，送了茶不给钱，不敢送了。”岩棒说，“2004年又回来。”改制后的勐海茶厂从不欠茶农的钱，“讲信用，但就是要求严。”岩棒笑着说。

在包装车间，一名女工正在往茶饼上贴内签，车间主任李恒萍告诉记者，这种标签是检验大益茶真伪的关键，“用印钞技术印制的，有防伪水印。”李恒萍拿起一张印好的包装纸，“印刷用的油墨都是食品级的。”这位自改制前就在勐海茶厂工作的车间主任告诉记者，新厂和老厂的最大不同是“以前是人管人，现在是制度管人。”这简捷的话语让人深思。

承继的是一份责任

如果说，多民族的茶文化汇聚，类似于宏大叙事中的史诗结构，那么，具有道德之光的茶品繁衍，及其命运流转，则是一种精神与信仰的薪火相传。———摘自雷平阳《认识大益》

雷平阳是位诗人，但《认识大益》这篇文章，激情洋溢却又不乏理性。他认为当年范和钧那代人走进勐海到现在，60多年间“让寂静淡泊的普洱茶，在众多古老作坊风雨飘摇之际，把古老的传统交给了继承人”，开启了现代普洱茶的历史大幕。

记者在云南采访时，第四届普洱茶国际博览会正在昆明举办，勐海茶厂董事长邓增永就在茶博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益”经销商也汇集到昆明。

广州春光茶业公司经理吕小勤告诉记者，她经销茶叶十几年，一直是“大益”的经销商，但从2005年起，她就不再经销其他品牌，专卖“大益”。景洪的专营商刘玲也说，“茶厂可以提供各种消费者需要的东西，比如客人买茶时要质检证明，"大益"都有。”

邓增永告诉记者，普洱茶市场波动也好，金融危机也罢，“大益”的销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规范、稳步和有序的市场，正好让我们调整布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吴远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2006年就看到了市场的波动趋势，并把目前的情形称作第二次创业，“我们经过了知其然，目前正处在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他认为“制茶是个知识经济”，所以投入大量资金到科研上。一方面以优裕的条件吸引人才到企业扎根，另一方面加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争取10年左右做到"知其所以然"，对普洱茶的研究有所突破。”

与吴远之的说法一致，邓增永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战略简单说就是服务好消费者。邓增永说，他曾专门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范和钧先生在1937年时和吴觉农先生合著的《中国茶业问题》一书，“书的篇幅不是很大但构架不小，前辈茶人对当时中国茶业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深受震撼，”他说，“那代人是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待中国茶业，有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承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茶叶加工企业，而是一份责任与使命。”

从范和钧等人解放前建厂，到上世纪70年代发明人工发酵工艺、80年代注册“大益”，以及今天吴远之团队把“大益”品牌声名远播海内外，大益茶人一代代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普洱茶传统技艺的进步，“"大益茶制作技艺"能够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几代茶人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发展是最好的保护。在传承基础上做好创新，通过应用核心技艺做好普洱茶、推动茶业发展就是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邓增永说，“这也是目前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