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之行我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2000年度，那次云南之旅我有些走马观花，对云南的总体印象除了石林和蝴蝶泉比较深刻以外，其它都是模糊的。而这次却是跟随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前往参观学习，于是便多了一份关注，一份留意，也便有了以下的云南印象。

一、来自天山的远古文明

摩梭族是天山南国一个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一个叫做泸沽湖的边上，有一个叫女儿国，那就是摩梭民族的发源地，至今仍然保持着“走婚”、“试婚”的习俗而让世人深感古老神秘。摩梭人能歌善舞、勤劳勇敢，摩梭族女人几乎是撑起了一片天而不是半边天，被称为东方女儿国。在云南昆明的一场大型原生态歌舞晚会《云南映像》的第一场《太阳》有这么几句画外音：太阳和月亮，从东到西追不停，开天的时候就走成一路了；男人和女人，从生到死离不得，劈地的时候就连在一起了。那意思大概是说混沌初开，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把阴和阳、男和女确定下来，日月和男女相依相随，维系着生命的延续，创造着世界的精彩。

我心里想，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为什么能够如此顽固地保持这种令外人不可思议的“阿夏婚”。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基本上废除三妻四妾和童养媳的陋习，就连与摩梭族毗邻或杂居的纳西族也一样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都在二十岁左右结婚成家。至于定婚、结婚的程序一般都要经过订亲、请酒、婚礼的过程，与汉人大同小异。

“阿夏婚”是摩梭语，意为亲密的情侣。其实阿夏婚有两种形式，即异居婚和同居婚，异居婚也叫“走婚”，其特点是男不娶，女不嫁，有情侣关系的男女双方都各自在自己的母亲家里生产生活，男方暮来晨去，仅在女方过夜而已，所生子女一律由女方抚养，生父与子女不在一个家庭生活，男方既无法定的抚养义务，与女方的生产、生活、财产也没有任何关系，但养父可与子女经常往来。男女双方一生都可以结交多个阿夏，但不可同时结交两个，只有跟一个终止了情侣关系后才能结交另一个情侣。这种情况也俗称“试婚”，任何一方不愿意继续保持阿夏关系，女方可闭门不纳，男方可不再登门，情侣关系即可解除，不存在什么协议和离婚诉讼。目前的摩梭人仍是母系氏族，大部分实行“阿夏婚”家庭成员的血统完全以母系延续，绝大多数为母系大家庭，人口一般在20人左右。

摩梭族的这种“阿夏婚”习俗让世人频为费解，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古老、最落后的婚姻形式，近乎原始人的生存状态和延续生命的方式。我们且不从乱伦、道德、文明的角度去考究这种婚姻形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单从有关如何避免近亲结婚这方面就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男不娶女不嫁是“阿夏婚”的明显特征。如果说一摩梭男和一摩梭女走婚生下子女后（不管是男是女），由于在结合和了解的过程中，男女双方都可以采取不再登门或闭门不纳的方式终止情侣关系，这时候的男女双方都可以另选情侣，互不干涉。既没有法律干预也没有道德和舆论干涉。同居和分离都相当的轻松和自由。但如果男方和另一女走婚生下子女时，或在女方和另一男生下子女时，就肯定出现了摩梭男的同父异母的诸多子女，摩梭女又有了诸多的同母异父的子女。而在他们的子女长大以后又是沿用着这种走婚方式，于是兄妹相配，近亲婚姻的情况就一定比比皆是，这于优生优育是十分不利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近亲结婚必定使下一代变成畸形、弱智、丑陋以及发生各种疾病，而且血缘关系越近，这种疾病的概率和程度就越高、越严重。（国家婚姻法是规定同族人必须超出五服以外的）但奇怪的是摩梭人并没有因这种走婚习俗的近亲血缘而影响后代的身心健康。据一个对摩梭人极有研究的学者介绍，摩梭族千百年来都延续着这种习俗，按理说早已经是乱伦和杂交了，但摩梭人聪明、智慧、能歌善舞，胖哥黑妹、俊男倩女比比皆是，与云南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相比，并不存在着畸形、弱智比例上升的情况，相反与摩梭族近邻的纳西族和其它民族，由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夫妻婚姻，则导致相当的人以“抢婚”、“徇情”来反抗对包办婚姻的不满。摩梭族从不会发生类似问题，不会酿成爱情悲剧。摩梭族比任何一个民族在男欢女爱情感结合方面都要平静得多、和谐得多、理智得多，这究竟是落后还是文明，是古老还是现代？

美国是现今世上公认现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度，除非是极个别的公众人物和政府要员的婚外情要遭到弹劾和指责外，一般的公民基本是公开化地拥有情人小蜜或性伴侣。即使是结了婚的又有了孩子的家庭，只要一方提出离婚也即能好聚好散，唯一的问题是对未成年的子女抚养和监护要用法律进行约束，其他方面诸于离异、同居都是非常自由的。这种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刻下了摩梭人的“试婚”痕迹，以感情为主，情不投则分，非常理智，非常的自由，也非常人性化。

由此看来，摩梭人并不落后，并不古老，并不愚昧，正因为这种阿夏婚的习俗有他的可取性和合理性，它才可能在各种现代先进文明的多重压力下得以顽强地存活并延续下来。这是原始的文明，原生态的文明。于是我想，文明和落后、古老和现代其实就隔一面坡，就像玉龙雪山的北面和南面，南面是阳春，北面是白雪，一个春天一个冬天，冬季跨过就是春季。摩梭族与现代文明也是分水岭之隔，如果从坡底来测量他们的距离，也许相隔一千年，二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但从文明的坡顶往下看，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直线距离近在咫尺，最近的地方就在坡顶，紧挨着。

二、茶马古道的叮铛铃声

踏上昆明的茶马古道，忽然让我联想起广东的一条古道——西京古道。闻名于世的广东南雄县梅岭脚下有一条梅关大道，系唐玄宗时曲江贤相张九龄奉诏开凿，耗工耗时耗财无法统计。而在乳源的西京古道却比梅关大道还早开通了690年。一条至西安，一条则过梅岭接赣江过长江沿运河直达中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水陆交通网，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西北高原向中原黄河中下游以及岭南迁移的轨迹。

岭南素有四大佳果之乡的美誉。四大佳果首推荔枝，故有脍炙人口的诗句传诵于世；“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为博得扬贵妃的欢心，不惜以快马接力的方式从古道将新鲜荔枝千里迢迢运到西京长安。为了偿到这些荔枝、早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时就曾下旨从广东移来荔枝树数百株并在长安城外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荔枝宫悉心栽植，但由于气候土壤不宜无一存活。史料记载武帝大怒，曾诛杀数十名官史和果农。为满足朝廷的享用，从汉开始改由岭南各地定期进贡，西京古便道应运而生。

公元26年，朝廷为避免闽海转运之不便，决定开凿南北通道，由英德经曲江乳源乐昌直达湖南临武县，全程160公里，古道沿着山岭起伏，蜿蜒盘恒，路基均铺上一米多宽的大麻石，驮着廷进贡荔枝龙眼的马匹，日夜兼程蹄声得得地行进在这条盘山崎岖的石板路上。多少驿马和押送差役疲劳成病，甚至不测身亡，直至东汉15年（103年），湖南省临武县县令冒死上奏朝廷，直言阐明：“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朝廷恩准，西京古道才结束了原来的用途，成为后来传递信息和运输货物，促进岭南贸易的交通要道。

云南的茶马古道最初应为部落和部落之间的通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经济交流的需要，这种古老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了。以昆明滇池为中心已逐渐建成东南西北交通线向四周辐射。东线经滇池地区，可达宜宾、泸州、重庆、南宁、广州及中原等地；南线经滇池地区过玉溪、通海、建水、蒙自可口入越南，与海外接通，也称“马援古道”；西线经滇池地区过安宁、楚雄、南华、打姚、横渡金沙江接“灵关道”。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遍布云南各部落之间和通向外省外国。元宪宗元年（公元1253年）灭大理国，建立云南外省，皇朝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便在云南交通要道设置驿站近80个。这些驿站均派有驿令或提须管理，备有牛马舟车，给往返此道的使节，军队、商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清朝的驿站，在明朝的基础上又大有发展，除了增设驿站以外，还分别设立民站和军站，高峰期时，驿马达500余匹，马夫达1600多人，驿站间距按为15公里至35公里不等。

高山深谷的云南境内，自古以来马就是极其重要的运输工具，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到清王朝时期，就有不少马帮翻山越岭，往返运输。近代马帮在云南曾一度兴盛，据统计最高峰的时候全省有近2万匹驮马投入运输，“叮当叮当”的铃声响彻在云南的大小城乡，踏出了茶马古道的繁荣和兴旺。

我在昆明的庆丰茶庄看到了一幅茶马古道的雕塑，整幅构图两人三马，按原型比例制作，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一定是出自大艺术家之手。三匹马一前二后，背上驮着高大沉重的货架，货架上驮着云南的茶叶、药材等特产，艰难行进在石板路上，一个壮年汉子在坡上猛转身紧拉住头马的缰绳，整个人往后倾斜，与负重上坡的马匹形成了拔河状。为防缰绳打滑，坡上的汉子还将缰绳在左手绕了三匝，再用右手用力猛拉，缰绳绷直，扎着绑腿的脚前挺后弓，手臂上绷紧的肌肉足以让人感到赶马人的吃力和艰辛。坡下还有一个人，除了牵着后边的两条马，身上还背了一个沉重的背篓，又要躯赶前边的马，整幅图画活脱脱地重现了山民们在茶马古道上长途跋涉的艰苦劳作。从马背上边的二卷草席上足以猜测他们风餐宿露，追星赶月，昼夜跋涉，驿站、酒馆、客栈、都曾是这些茶马古道上的迷人风景。据说普洱茶就是当年这些边贸的人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