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税法规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本文拟就茶税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特征作一阐述。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

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

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

“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

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

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

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

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

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

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