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笔者一直在研究茶史。让笔者深感惊讶的是，《茶经》、《续茶经》、《茶经述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等权威文献从未提及的吴理真，怎么一下子成了中国植茶始祖了呢？几经周折，多方查找记载吴理真事迹石碑的原文《金石苑》，承蒙较早引用该引文的《蒙山茶话》、《蒙顶茶》作者董存荣先生，提供了《金石苑》原文复印件，现作如下考述。

《金石苑》及其作者

《金石苑》全称为《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作者是刘喜海。因为书名分为“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两页，简称《金石苑》。

刘喜海（1793－1853年），字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吉甫，山东诸城人，别号三巴子，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刘喜海嗜金石之学，善鉴赏，工诗文。史载他家无长物，惟多金石、古钱等藏品。他曾打算将自己的金石拓片藏品，编集一部几百卷的金石苑，但因卷帙太多未成，只将其中一小部分编为未分卷的《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

吴理真是宋僧

《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扉页记有“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书中有《宋甘露祖师像并碑石形状》，其中一页标有碑石的形状，上方碑文空白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注明“文列于后”，下方约四分之三为祖师像，两边是一副对联：“行归露井灵光灿，手植仙茶瑞叶芬。”右侧有刘喜海标注。

另一页为《甘露祖师行状》，以刘喜海摹写的书体记载：

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自领表来，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顷沛泽大通。一日峰顶持锡窠井，忽隐化井中，侍者觅之，得石像。遂负井右，建以石屋奉祀。时值旱魃，取井水，霖雨即应。以至功名、嗣续、疾疫、灾祥之事，神水无不灵感，是师功德有遗之也。故邑进士喻大中，奏师功行及民，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注：文中注有“淳熙戊申[1188]敕赐普慧妙济菩萨”）

时绍熙三年（1193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

该文明确吴理真是宋代僧人，也明确他是西汉吴氏后裔，被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元代”两字，可能是“宋代”之误。

该行状与目前《蒙山茶话》、《蒙顶茶》等书、文所引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少了第二句开头“现”字，“现”字说明该行状写于当代，去了“现”字，则模糊了年代。

“西汉吴理真”是误读

据笔者了解，目前持“西汉吴理真”之说的依据，主要文献是清雍正六年（1728）《天下大山蒙碑》和雍正十一年（1733）编纂的《四川通志》。

笔者以为，《天下大山蒙碑》、《四川通志》两种文献的编撰者，将吴理真定为西汉人氏，显然是对《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开头“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句断章取义的误读，忽略了“现吴氏之子”，直接把他连上了西汉年代；而即使来源于其它文献，因为没有出处，无法说明来源在《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之前，也不能作为采信依据。

对于同一历史事物，文献采信以古为先。《天下大山蒙碑》、《四川通志》均在《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石碑之后，不能作为依据。尽管到目前为止，《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仍为孤证，但该文献记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迹、画像，又是大学者按碑刻临摹，应该视为可信。

当代随意造神不可取

宋僧吴理真在蒙顶山房植茶七株以供自用或观赏，对具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蒙山茶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茶事，《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只是一笔带过。周文棠先生在《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一文指出：“吴理真禅师扬名后世的因缘，并非因为植茶，而是因为‘入定救旱’，隐化而成石像，民众有求必应，并被南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是符合历史上老百姓尊敬菩萨情结的，更在于南宋孝宗皇帝是宋代最信佛教的一位皇帝，有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

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当代茶文化的兴起，当时因求雨有功继而显灵的宋代僧人，竟被演变成了西汉茶祖，各类文章、纪念活动铺天盖地，僧人还摇身变成了农民，甚至把他的植茶时间确定为公元前53年，不知依据何种文献？

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笔者抛砖引玉，期望更多专家、学者指正，并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