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编后：依托陕西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打造集种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为一体的陕西茶产业龙头——“中华茶院”，带动陕西茶文化商业化、茶经济产业化运作速度。围绕这一龙头，积极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研究，提升陕茶品质，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艺，重塑“泾阳茯茶”品牌；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礼、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装等资源，开发皇家宫廷茶艺和佛家、道家茶艺，融入陕西特色旅游，为来陕旅游者增添一处文化观赏胜地，向世人展示陕茶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 （节选自《秦茶的始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