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普洱茶区的种茶历史约为1700多年，晚于巴蜀地区。云南普洱茶的大致产制发展史如表1。 表1 云南普洱茶产制发展史 普洱茶区制茶发展史的技术起点虽与巴蜀及江南制茶发展相近，发展中却远远滞后于巴蜀、江南茶区，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是由于云南普洱茶区地处南夷边疆，又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历史背景造成的，也正是这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滋养了云南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孕育出了普洱茶这一茶中奇葩。 据考证，元朝之前，云南地区的大部分长期游离于中央王朝所管辖的行政区划之外。战国时期秦始皇曾派人修逼了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的“五尺栈道”，将云南短期纳入版图，但在十余年后，因南夷作乱，汉初将巴蜀与云南之间的通道要塞全部关闭，不准来往；《汉书·西南夷列传》有“秦时尚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的记载。

到东汉三国时期亮定南中，对云南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南濮人开始种植利用茶叶，这一时期可谓巴蜀文化对云南地区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时期，并开辟了云南种茶历史，直至今日在云南西双版纳茶区还有着广泛的传说。从晋到唐这段时间，中央政府一直未在云南地区设治，这一时期巴蜀及江南茶叶已发生了从生晒羹饮到蒸青饼茶的飞跃发展，然而普洱茶区却因缺乏与中国主流茶文化的交流而停滞不前。唐初，皇朝曾积极经营云南，公元733年，蒙舍蛮皮氏打败唐军在云南建立起独立的南诏王国，以致陆羽《茶经》也未把云南作为茶区列入，仅有在此之前，出使南诏的唐使樊绰在《蛮书》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记载。宋朝时期，段思平夺取政权在云南建立大理国而独立于宋代版土，以致宋代盛行的龙团凤饼以及斗茶之风亦未得传播。唐宋这两个朝代正是中国茶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那时普洱茶区属云南王国的银生城管辖，普洱茶则在“隔离于世”的环境中缓慢地发展着，元朝灭大理国后，逐步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与明朝的洪武调卫及屯兵制的实施，大批汉人迁居云南，加强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渗透与传播，推动了云南茶叶向团饼茶发展。

但由于云南大叶种茶内含物丰富，滋味苦涩浓强，并未受到元朝时期和明朝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视，仍处在自由发展时期，如明朝宋濂等撰《元史·茶课》载：“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始末，故皆不著。”而元朝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则有：“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的记载。《明会典·茶课》记载：“茶课数，云南银一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而清初(1690年)阿世坦等编《清会典·茶课》竟有：“广西云南茶课，二者不产茶，凡有贩茶抽税无定额”的说法。这一阶段云南茶叶除在滇中销售外，主要销往西藏地区。到了清代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颚尔泰在普洱茶区建立贡茶场，并驱逐新旧商民，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加之官茶扰民，导致茶山荒芜。为此，雍正十二年，针对普洱茶区发布了“禁压买官茶告谕”和“再禁办茶官弊徼”，削减了贡茶数，恢复了自由买卖，普洱茶开始大量进入京师，并受到清朝宫廷的宠爱，大大促进了普洱茶的产销发展。

到1780年，《清朝通典》载：“茶课，云南行引三千，额征银九百六十两”，普洱茶生产发展逐渐进入历史高峰期，，清朝末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普洱茶也有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综观普洱茶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云南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管辖之外是普洱茶区茶叶生产滞后的重要历史因素，而后的普洱茶区与中原文化交流则是推动普洱茶产业发展的重 要动力。 二、普洱茶发展三阶段与现代普洱茶的产生 明代以前记录普洱茶的相关文献资料较少，主要有唐代樊绰的《蛮书》，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明代谢肇涮的《滇略》，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而在清代，相关文献达十几种之多。普洱茶的发展历史是地方土著民族对当地茶树自然资源发现利用与巴蜀及中原茶叶加工技术影响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产制发展与中国茶叶主流发展史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拥有自己的特色。

综观其加工演变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唐宋以前的散收无采造法阶段；

清末以前的历史地理意义上的普洱茶阶段；

现代普洱茶阶段。在唐宋时期，中原、巴蜀地区茶已进入团饼茶的兴盛期，而“普洱茶”的加工尚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相对于团饼茶而言)。直到元朝以后，随着当时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团饼茶加工方法逐步传人普洱茶区。至元末明初，中原茶文化在明太祖的旨意下形成了团改散的巨大变革，而普洱茶的生产加工却因其主要消费群体为边疆少数民族和长距离运输的需要而得到更快发展。明万历年间谢肇涮《滇略》载：“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