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笋和阳羡的独步天下的时代

发布时间:2012-07-19 00:00:00

隋朝的历史不长,史资料也不多,但其统一南北和大运河的开掘,为我国茶业在唐朝的蓬勃发展,还是有重大贡献的。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朝开元年间,北方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夜不夕食,唯许喝茶,由是北方饮茶随禅教的传播也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邹、齐、沧、棣渐至京邑”,相效成俗。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还较南方为多,所以北方饮茶的风起,这就如有些记载形容那样,“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也直接促进了我国茶叶贸易和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以前,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如上所说,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宜兴、长兴和乌程等处。这当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加《异苑》所说,剡县(今浙江嵊县)有人“好饮茶茗”;《永嘉图经》讲到永嘉“有白茶山”,反映晋和南朝时,饮茶和茶业已一直扩展到了浙江沿海,这时太湖地区种茶,自然不会只局限湖西一隅的。这从唐朝陆羽《茶经》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如《茶经·八之出》中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从这一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在南朝以前,除西部的湖州、常州而外,东部的杭州和苏州,大致也已产茶,因为这些地方种茶,绝不可能适巧是陆羽撰写《茶经》时才开始的。

太湖地区茶业在唐朝的较大发展,除上述北方饮茶的盛起和运河的贯通等社会、交通原因外,陆羽的倡导和宣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陆羽是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嗜茶而精于茶道,在安史乱离时,曾辗转隐在浙西,在苏州、湖州、余杭生活长达几十年时间,遍游了整个太湖地区和二浙各地的名城大山,除《茶经》以外,他还撰写了《顾渚山记》和《水品》等多种茶叶专著,从而使我国茶叶的饮、制和太湖地区的茶业,达一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说:“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煮茶必须和盐、姜等调料混烹,啜茶就和喝菜汤一样。自《茶经》问世以后,如封演所记:对茶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都作了论说,特别是其设计的一套茶具,“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陆羽对于太湖地区茶业的贡献,不保在茶叶饮、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主要还是通过其有关著作的介绍,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地区名茶和名水的知名度。

如宜兴和乌程的茶叶,在南北朝时虽就有“好茗”、“御荈”的记载,但真正名噪全国和设焙作贡,还是陆羽举和宣传的结果。关于这点,在宜兴重修“茶舍”的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宜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这就把唐朝湖州和常州贡茶的由来,讲得很清楚了。开始,这里的茶叶没有什么名称,入贡以后,长兴顾渚所产的茶叶,称之为顾渚紫笋或湖州紫笋;宜兴的贡茶,为别于长兴,以宜兴汉时的旧名,称为阳羡紫笋或迳称阳羡茶。如唐人张文规诗:“凤辇录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卢仝诗句则有:“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等等。当时歌咏紫笋和阳羡茶的诗篇还有很多,余不一一。关于湖常2州的贡茶,据《石柱记笺释》按语称:“大历五年(770),始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迷即是说,在李栖筠试进这一带茶叶以后,便以为定制,至大历五年,正式建立了贡茶院,不但贡茶,连同附近的泉水,也用银瓶封装随茶一则进御。起宽妆贡额的数字不大,至大历时,湖州还只岁贡“一万串”,后来逐年增加,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至“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湖州一地的贡额,便高达到18400斤。而且,在贞元后,对贡茶的规定和要求,也愈来愈苛刻。如贞元五年(789)后,正式规定第一批贡茶,要在每年清时前赶送到京,以便祭祀之用。对此,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有专门描说:“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石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时宴。”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也把贡茶称为“急程茶”。

贡茶对于百姓和当地的地方长官,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袁高刺湖州时,就呈诗极言其弊。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悲天悯人之句:“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甿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等等。对于地方官来说,压来也很大。每年立春后45日,就要进山督造,一直到谷雨结束,都要留在贡焙负责检查。据记载,开成三年(838),裴充做湖州刺史时,就因“贡不如法”被割了职。所以,贡茶对群众和州官,实际上都是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差事。不过,从茶业的角度来看,它对太湖地区茶业的发展,又无疑是有较大促进和推动的。首先以贡焙周围的种茶情况来讲,在过去和入贡初期,如皇甫曾《送陆鸿浙山人采茶归》诗中所反映:“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一带有茶,但好茶和茶多的地方,还在山的深处。但是,至唐朝后期,如诗僧无可的诗句所吟:“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在湖州和宜兴的航线通道上,“绿茗盖春山”,一路就都是茶山景色了。这一地区贡茶以后,茶园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因为贡额的逐年增加,因贡茶需要不得不每年进行一些扩种;再是一些地主庄园,在这里茶叶闻名以后,相率发展种茶,有的甚至专门到这一带购山置地种植茶树。如晚唐名士陆龟蒙,他的庄园在老家甫里(今上海松江境内),因为嗜茶,就特地在湖州“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等”,建立过一个私人茶园。这样,官焙连私园,结果就出现了皎然笔下的这样顾渚茶乡诗境:“鶗鴂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

唐中期以后太湖西部茶业这种以贡焙为中心的突出发展,无疑影响和带动整个太湖地区茶业的较大发展。这先从产地来说,在唐朝中后期,除上面《茶经》提及的地点之外,在文献中新见的茶叶产地,还有杭州的余杭,常州的金坛、无锡;润州的丹阳,湖州的武康、安吉等县;也即是说,在唐朝中后期,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除长江沿岸少量山地不见记载外,基本上已达到和现在大致相差不多的范围。自然,其时的茶园面积,除贡焙以外,多数如杜牧讲到的茅山茶园情况那样:“十亩山田近石涵”,“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10亩山庄,又种桑种其他东西,其茶园面积是不能和现在的规模相比的。再以制茶来说,如袁高在《茶山诗》中所吟:“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而且其时对原料的采摘、选拣和蒸、焙加工,也无不能达到了“至精至好”的程度。这是贡茶情况,一般地方的制茶,当然不可能这样讲究,但其对太湖影响的。

不仅陆羽的茶叶著作,其所撰写的《水品》一类第水质的书籍,对太湖地区饮茶和茶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及的陆羽第名水20,其中属太湖地区的就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一”和“吴松江水第十六”等处。关于张又新陆羽第水20的说法,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北宋欧阳修就提出过可能是张的伪托。不过,从唐朝的其他文献来看,陆羽习惯每到一地,都选用好水煮茶,并且也确实撰写过《水品》一书。如前所说,陆羽隐居和侨寓太湖地区数十年,对太湖地区各地水质进行一些比较和平述,是完全可能因此也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大家对煮茶用水不讲究,经陆羽一提倡以后,名泉名水也就贵重起来;不仅附近居民,百里以外人家的煮茶用水,也往往桶装瓶贮,竞以名水为尚。以无锡惠泉为例,在当时曾被之为“人间灵液”,相传“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一时文人墨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赞诗。如:“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野客偷煎茗,山僧借净床”;“黄昏飞尽白蝙蝠,茶火数星山寂然”;不仅一些游客和居民就泉烹茶,不分昼夜,流连忘返,甚至有的远在长安做官的,还要人专门从无锡带石泉水去煮茶。无锡惠山本不产茶,这时也随之种起了茶叶。

中唐以后,随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较大发展,又因兼运河“水浮陆转”之便,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发展了起来。在一些主要产茶之区,如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绝句》所描绘:“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起岂无限,一双飞去却回头”;反映在茶山脚下,由茶叶贸易而产生的草市,已出现酒楼等带有固定的集镇性质。而且还应指出,这种由茶叶贸易而起的集市,不只限于茶叶产区,也出现在运输茶叶舟车停息的途中。如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中所示:“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也栅集茶墙;描写的即茶船往返停驻的水陆码头,着表明太湖地区唐朝茶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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