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一路经荥经、汉源至康定，一路经天全至康定。然后经昌都到拉萨，再辐射邻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有一条历史最悠久、路况最艰险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称之为“川藏茶马古道”。

这条充满神秘和布满奇险的古商道，同时也是一条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边茶文化的贸易古道。千百年来，它曾为促进藏汉地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铸就沿线藏、彝、汉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一条坚实的纽带。如今，昔日辉煌繁荣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迎来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雅安市茶马古道研究保护中心成立后迅速启动相关工作。茶马古道则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公元前53年，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蒙顶山上，茶祖吴理真栽下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棵茶树，由此也开创了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由汉而唐，而至宋、元、明、清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一群群背夫一队队马帮将一包包边茶运至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公元1954年12月25日，着名的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崇山峻岭间逶迤盘亘千年的茶马古道人力畜力运输时代宣告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川藏茶马古道其实蕴涵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和故事……

千里川藏贸易——

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

在我国的藏区，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在藏族地区，人们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都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同茶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国家级评茶师李洪奇说，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过去根本无法离开对茶叶的需求。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加上交通条件不发达，高原地区普遍缺少新鲜蔬菜，人们每天都需要饮用茶叶来分解牛羊肉等高脂肪、高蛋白类的食物，并从中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脚下一双鞋爪子、背上一个背夹子，手里捏着汗刮子……解放前，在雅安至康定的茶马古道上，背夫跋山涉水，翻越着名的大相岭、飞越岭、二郎山等，背着沉重的茶包子经泸定走进藏区。

在密林之中，一队队马帮也驮着茶包逶迤而行。

1939年春夏，“中国电影之父”、着名摄影师孙明经就用他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一幅幅经典的茶马古道情景。在他之前，法国外交官方苏雅、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俄国人顾彼得、化学家路得·那爱德等西方人士，都曾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留下一张张黑白的茶马古道照片。

在天全县着名的茶马古道驿站甘溪坡，当年的“茶背子”李忠全老人回忆他在茶马古道上背茶包的情形时说，他18岁起就开始背着边茶去康定，一直背到1951年。“当时背夫背茶是很普遍的，光是甘溪坡就有四五十人！”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沙哑的嗓音，和着浑厚的唱腔，唱出了茶背子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与苦难。

在荥经的新添古镇，在大相岭上的凰仪堡，在汉源的泥头驿、化林坪、飞越岭，一直到泸定、康定，再随着康定锅庄里的马驮子，一包包藏茶被运往藏区。

在高原的帐篷里，藏民们为远到而来的客人们端上一碗碗香甜的酥油茶；在茶叶产地雅安，采茶、揉茶、搓茶、溜茶、蒸茶、晒茶，捡茶、打包……一道道工序，把川藏两地的人们紧密地连结起来。

作为中国的藏茶之乡，“川藏咽喉”雅安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茶号和茶商。

“仅仅在清朝时期，雅安的天增公、孚和、义兴、裕兴、公兴等茶号，规模都十分庞大，几乎整个藏区都有他们销售的茶叶！”在雅安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家茶厂的工人说，他们祖上几辈人都是做茶出身。

古道藏马换边茶——

“茶马互市”奏响

汉藏贸易最强音

相关资料记载，我国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于宋、明，止于清代，存续1000 多年。《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品带进藏区。相关史料还记载，最早的茶马互市是“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宋以来朝廷对茶叶实行垄断，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雅（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

从雅安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朝时期，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

一位资深南路边茶专家说，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随着泸定铁索桥的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康定）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经此道。

专家介绍称，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康定）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据《天全县志》 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每驮重50公斤）。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四川的茶叶由此开始成为交换马匹的货源，在雅安（雅州）、汉源（黎州）、天全（雕门）设立易马场易马，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统治者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了‘以茶治边’的目的。

千年文化筋脉——

从人力畜力运输

走向机器时代

拐子窝深深地嵌进石头里。茶马官道上，铺路石被马帮踩踏得溜滑。自从宋代以后，每年茶叶数量多达数十万引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藏区。

在名山县新店镇，作为目前唯一存世的古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着名茶马司内，人们约略能够领略当年茶马互市的风采。

专家介绍称，建成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2年）的茶马司过去专司茶马互市事宜，属成都府路统领，筹集边茶上交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与藏民族为主的各民族以茶易马公务，其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重50公斤）之多，当时茶马司接待民族茶马贸易通商队伍人数，有时每日高达2000余人。

解放之前，雅安城内天增公、孚和等茶号占据了城中大片的地盘。各茶号厂房、仓库和马店子等设施一应俱全，各路采办云集。

在川藏“大路茶”的官道必经之地荥经县，当年从乐山洪雅迁居到此的姜氏茶人，创立了享誉康藏的“仁真杜吉”品牌边茶，生意盛极一时。

从荥经至汉源，新添站、箐口站和黄泥堡三个驿站沿着当年南方丝绸之路而去，即从荥经县城出发后沿荥河南岸至花滩，折而向西经石佛寺后进入安靖、凰仪，然后翻越着名的大相岭进入汉源清溪境内。

在汉源，宜东古镇和三交乡的幺店子（旅馆）里，经此路过的背夫和马帮天黑歇脚后，黎明又启程翻越化林坪去往泸定、康定。

自始阳而至碉门、康定，在天全县境内，当年用于烘干茶叶的石炕头，把背夫身上受雨的茶叶烘干再行转运。“背夫前仆后继，戴月披星，古道蛇行大荒，商家不绝如缕……”

两片茶叶，染绿世界。

一条古道，人畜接力。

“事实上，川藏茶马古道远远不只有一条道路。在这条干道的沿线山野之中，许多条密密麻麻的支道、小道，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桠附生在它的周围，条条道路通向藏区。”2011年8月，在雅安举办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介绍说。

雅安市雨城区严桥古镇的一位村民说，过去每年只要到了茶商前来秤收大茶的时候，当地家家户户皆出去采摘茶叶。茶叶经过传统的手法制作成熟茶，然后被销往藏区。

“过去藏茶运输，全靠人力和畜力……到了1954年底川藏公路打通后，茶马古道从此迎来了汽车运输时代！”雅安一家茶厂长期负责藏茶销售的经理说，如今在当年的茶马古道线上，一车一车的藏茶通过公路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运进藏区。

众多古道遗存——

亟待得到

有效保护开发利用

重走茶马古道，追寻茶马历史烟云。

相聚雅安的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们发现，从雅安出发到康定、昌都、西藏的茶马古道上，处处保留着极为珍贵的遗址和遗物。

蒙顶天盖寺、蒙顶甘露古井、茶祖吴理真的故事传说，以及皇茶贡园遗迹，在氤氲的雨雾中隐隐地散发出古道源头的气息。

在山野城镇之间，古茶厂、古茶园、古驿站和集市，古碑记刻石以及古寺院、古遗址，宛若一条珍珠链上的珠子熠熠发光。

在雅安市博物馆内，古代茶具、茶器和收集来的丰富文物，则向人们讲述着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和重镇的昔日荣光……

“茶马古道沿途的各类遗存，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其多元文化的特点使它成为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一位茶马古道研究专家说，川藏茶马古道作为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大型商贸交通体系，它蕴含着的自然与人文信息，已经成为汉、藏及其他民族浓厚传统友谊的见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川藏茶马古道各路段的传统功能和风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部分地区的古道正在逐渐消失。

“川藏茶马古道，现在亟需得到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