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在《茶经》中称茶树为“南方嘉木”，他说：茶“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建州、福州一个在闽江上游，一个在闽江下游，就是说闽江流域是茶香的中心源。闽江流域自古为茶的芬芳所萦绕，此香氤氲数千年不绝。

关于茶的生产源头，自古中国说是神农氏勇尝百草而发现茶的，而闽北说是“彭祖率彭武彭夷开发武夷山，首创茶园”的，这些都是古人“智者创物”的传说。信史可查到最早的是东晋学者常璩的《华阳国志》的记载，该志记周武王率周军联合南方八个方国共同讨伐商纣王，当时的“闽濮”族首领也参加北伐，并携带了茶叶贡给周武王以作“周家军”行军打仗的药用品。“闽濮献茶”意味着，茶叶生产发端于商周时的古闽族。

关于茶的传播源头，过去学者多认为是战国末秦朝初司马错率蜀兵伐楚时，把西南一带的栽茶技术及茶籽传入中国东南，故而东南开始盛产茶叶。但我们考之闽北茶史，川蜀的种茶之技和中国各地产茶恰巧倒过来，好像源头都集结在闽北。《元史学》称中国茶汉时起就经安息转售欧洲，而汉时中国茶按四川《名山县志》记“昔有汉道人，分来建溪芽”的说法，则是汉代的云游道士将建溪之茶苗带到川蜀发展起来的；而古属广东的海南“西樵云雾茶”，根据《建宁府志》载，是唐朝时曹松把建州的茶籽和建州的制茶技术带回海南老家而闹腾起来；至于当今台湾的“冻顶乌龙”茶，祖树也被认定在今建瓯市的矮脚乌龙茶园中。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商周古闽族人栽种的奇茗，最初是重要药品，到汉晋时成为贵族的时尚消费品，茶在这时的贵族口中就有了“晚甘侯”的雅号。“晚甘侯”一称源起于汉末书圣王羲之书镌于大红袍附近瑞泉岩壁上的三个狂草神书，书圣把武夷山茶尊为“侯爵”，见证了汉晋贵族深爱建溪奇茗。后来唐朝孙樵的妙文《送茶与焦刑部书》和清朝蒋蘅的妙文《晚甘侯传》，继续把“晚甘侯”炒作得妙趣横生、沸沸扬扬：“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这些趣事，足见闽江之源奇香袅袅。

唐朝时由于茶叶从贵族饮品扩展成为与柴米油盐日用品一样的大众饮料，又由于唐德宗时把前朝宰相常衮降任为建州刺史，常公成功地研制出了便于运销的“研膏茶”，更由于唐五代时闽王王审知鼓励通商，刺激了闽江之源茶叶市场迅速扩张。因此建茶生产和销售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虽屡屡经历朝廷下诏“建茶入海者斩”，也相续千余年长盛不衰。

建茶史上巨大影响的茶事，是唐五代末打造出的“北苑御茶园”和“北苑贡茶”品牌。时王审知的儿子王延政在建瓯自立“殷国”，小小殷国军费和财政开支浩繁，茶就成了殷国的支柱产业，王延政极力扩张茶园，私人茶园主张廷晖被逼无奈，只得“主动”把位于今建瓯市东峰镇凤凰山的方圆30里茶山捐作“官焙”的皇家御茶园；其后位于今东峰镇裴桥村福源自然村的叶氏“壑源茶园”、另一个不知确处的“沙溪茶园”，从史志记载也成“官焙”来看，可能都被王延政一并收归“国有”；再从政和县志所记“古时东平、高宅、长城、东衢、感化五里是‘北苑贡茶’产地之一”来看，“北苑御茶园”的规模甚至囊括到政和。私人的茶山茶园转身为“北苑御茶园”，闽北的茶产业迅速升级扩大，而且其茶品也一一击败了原来的淮南茶、腊面茶、阳羡茶等，成为直通宫禁的“北苑贡茶”。

北苑御茶园的规模无法想象。志书记载王延政的殷国投降南唐后，南唐把殷国强占的民田尽数归还百姓，退地后的南唐采造北苑御茶园茶叶时，还得“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即每年都得调用建安郡所辖的建安、浦城、松溪、邵武、建阳、将乐六县民夫采制茶叶，劳动强度苦不堪言。可想而知退地前的王延政手上，茶园面积更是大得惊人！

唐末闽北打造的茶产业，为闽江之源入宋以后“建茶”、“建盏”的鼎盛打下了雄厚基石，更为明清福建海商冲破朝廷“建茶入海者斩”的海禁酷令，东向出海远洋欧美，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黄金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