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古代的文士茶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前后，即已然风靡于世。只因其自身在传统文化领域内拥有莫大的优势，故尔尤富独特的集体文化魅力：即如才艺角色之荟萃，人文生态之繁芜，伦理道德之奉行，清尚人格之守护，审美情怀之深闳，礼仪风范之合度，驰骋领域之阔大，文采风流之披露……这一切，比之其它国度的诸般茶会样式，包括日本茶会样式在内，却皆无与匹俦矣。

而滕军教授作为《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作者，照理说，她本当极其熟悉，极其珍视中国文士茶会这种茶道文化样式，并且更应作出清晰而郑重的文化评价和历史评价。须知，昔日盛行于隋唐时代及其之前和之后的我国文士茶会并僧侣茶会，正是当初日本茶会直接借鉴、直接效法的唯一经典范本。假如不是凭籍于此种经典范本之参照之模仿，恐怕迄于今日，则日本国度的茶道文化恐怕还无从说起呢。试想想罢，中日茶道文化交流的历史演绎之逻辑，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

然而令人极其遗憾的是，在滕军教授的笔下，我国古代的文士茶会，竟成了她蔑视的对象，贬损的对象，讽谑的对象，无端地对之作出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乖戾评说。即如指称颜真卿与湖州文士们举行的某次赋诗茶会，竟说什么这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而已。其原文是这么说的：

当时颜真卿（709-785）正仕途遇坎坷，被贬为湖州刺史，湖州的文人墨客纷纷聚集在他周围。一日夜晚，六位高士共饮香茗，乘兴赋诗。这次茶会也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40-41页我不知道滕军教授所指的这个“史料”，究是谁家的“史料”：中国的呢？抑或是日本的呢？还是来自其它什么神秘的角落、莫名的角落的呢？我敢说，她所指称的这个“史料”，那是断断乎不会是咱们中国的。

二

谁都知道，唐代本是我国茶道文化的隆盛时代，辉煌时代。此时文士茶会，则亦随之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多彩多姿，灿若繁卉。却哪里会只是什么“唯一的一次”呢！对此，我想即使不用印证任何史料，人们都会辨别得出此说无非是另类的天方夜谭罢。不过，若是单单这么说，则恐怕又会引起某种不必要的误解，以为“可查的史料”果然无从检索之呢，那样一来，岂不是反被证明着所谓“唯一的一次”之说，竟俨然成了史实了么？鉴于此，我只得不惮烦琐，且把见于唐代诗赋所描述所咏赞的那些个风貌各异的文士茶会，详予罗列一番。我知道，但凡罗列式的文字，谁看了都不会发生兴趣。可这却又有啥办法呢，此乃不得而已耳。对此，若蒙读者诸君体谅之，则不胜感荷矣。

兹即就我随手拈来的有关唐代文士茶会的琐细史料，亦即若干个例，一一检点如下：诸如当年贾常州、崔湖州在境会亭，为欢庆开园采摘新茶而举行的初春茶会；释皎然于农历九月九日在山僧院中，邀约陆羽等诸茶侣举办的重阳茶会；陆羽在江西上饶为喜贺山舍落成而举行的新泉茶会；颜真卿、陆羽、释皎然在三癸亭先后邀集诸位诗人并茶人频频举行的吟诗茶会；吕温在农历三月三日茶宴席上为品啜阳羡新茶而举行的试茗茶会；鲍君徽在东亭林竹荫下举办的幽篁茶会；刘禹锡在朗州西山寺举行品茗赏兰的兰若茶会；刘长卿在惠福寺邀请陈留地方诸贤举行的联谊茶会；诗僧齐已在陆羽故居举办的竹坞茶会；武元衡与贲法师等僧人在资圣寺举行的晚春茶会；白居易与元郎中等茶人在严冬季节举办的雪水茶会；孟郊与刘言史等诗友在洛阳北郊举行的村野茶会；白居易在杭州冷泉亭举行的咏泉茶会；崔珏盛邀几位女才子举行的美人茶会；独孤及在无锡惠山寺新泉处举行的灵泉茶会；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举行的玄谈茶会；李嘉于招隐寺东峰茶宴席上举行的稻香茶会；白居易与诗僧佛光在赴香山精舍途中举行的轻舟茶会；姚合与诸茶侣在果树林中举办的杏香茶会；杜牧在宜兴茶山举行共赏新茶的谷馨茶会；李德裕于春日深夜，邀来诸茶侣在马燧将军宅上举行共赏新茶的深宵茶会；白居易与三位妻舅，即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举行的论诗茶会；刘禹锡偕同僧友诸人，在鸿举法师寺院中举行的饯别茶会；李约与西域胡商在舟行途中举行的盟约茶会；钱起与赵莒等诸位茶人举行试啜阳羡紫笋茶的草庐茶会；颜真卿屡次盛邀湖州一带的墨客骚人举办赏鉴书法艺术的翰墨茶会；诗僧灵一与元居士在青山潭举行的野泉茶会；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履道坊家中隆情举办的七老茶会（按：七老者，即指八十九岁的杨杲，八十八岁的吉皎，八十七岁的刘真，八十五岁的郑据，八十三岁的卢真，七十七岁的张浑，加之七十四岁的白居易是也）；颜真卿在浙西任湖州刺史期间，先后邀集数十位文士，其中着名文士则有释皎然、陆羽、皇甫曾、袁高、杨凭、张荐、杨凝、陆士修、崔万、李萼、韦介、裴循、吴筠、汪蒙、范缙、王纯、王修甫、释尘外，颜颛、潘述、颜浑、蒋志、刘全白、耿、柳淡等，他们在编撰之余，则每每举行或赋诗，或赏画，或论帖，或评书的风雅茶会，等等，等等。

上列诸例，止是随手拈来而已，自然不免挂一漏万。其实就我国历代的文士茶会来说，确乎乃浩瀚无涯，源远流长也。我想，若是茶界日后有哪位学者果堪把我国历代文士茶会编撰而成专卷，则必俱洋洋大观矣。

鉴于上述，我这里不能不作出深一层的追问:滕军教授所说的“可查的史料”，究是从何处觅得来耶？而如我所征引的上述这些个史料，莫非一概属于“不可查的史料”么？唔唔，说到这里，恕我直言不讳地讲一句，所谓“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之说，盖乃纯乎属于心造的“史料”耳！而凭着心造的“史料”，评说我国古代文士茶会的历史，则这历史的真相岂有不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之理乎！

三

论述我国唐代的文士茶会，竟说只有“唯一的一次”而已，这已然够乖戾的了罢，不过尚还不止如此。且看滕军教授在论述日本平安时代的所谓“弘仁茶会”和所谓“嵯峨茶诗”时，其所作出的另一番乖戾的评说罢。

我国茶界的某些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朋友，对于日本平安时代的所谓“弘仁茶会”并所谓“嵯峨茶诗”之说，不免都比较陌生罢。为此，我在这里不能不作必要的引述，以便大家更好的辨析之，鉴识之。

关于所谓“弘仁茶会”，滕军教授这样撰述的，云：

……814年时，嵯峨天皇28岁，滕原冬嗣（左近卫将军）39岁。就在这年的初夏，在滕原冬嗣的宅院里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茶会。（此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参加者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嵯峨天皇的弟弟——其后的淳和天皇和《经国集》的主编滋野贞主以及众多大臣。闲居院内有池塘、岸柳、长松、水竹、绿苔。松荫下人们横琴听曲，药室（茶室）里传出捣茗的声响，有人吟诗，有人垂钓……据《类从国史》弘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条记载，当日天皇挥翰，群臣献诗。期间恐怕创作有多首茶诗，但现今我们只能看到嵯峨天皇、皇太弟（即其后的淳和天皇）、滋野贞主的三首诗。抄录如下：

（一）夏日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    嵯峨天皇

避暑时来闲院里，池亭一把钓鱼竿，回塘柳翠夕阳暗，曲岸松声炎节寒。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

（《凌云集》）

（二）夏日大将军滕原朝臣闲居院纳凉探得闲字应制  淳和天皇

此院由来人事少，况乎水竹每成闲，送春蔷棘珊瑚色，迎夏岩苔玳瑁斑，避暑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知贪鸾驾忘嚣处，日下西下不解还。

（《文华秀丽集》）

（三）夏日陪幸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应制     滋野贞主

寂然闲院当驰道，只候仙舆洒一路，酌茗药室径行人，横琴玳席倚岸居。

松阴绝冷午时后，花气犹薰风罢余，水上青萍莫赴浪，君王少选爱游鱼。

（《凌云集》）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

我这里先就所谓“嵯峨茶诗”之说，作些必要的辨析。——这个辨析之所以必要，只因它直接牵涉到对于日本茶会和中国茶会的历史评价问题，确乎非同小可也，故尔极有必要先行辨析之。

谁都知道，鉴别一首诗作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并非单单听凭某位着作者个人说了就算数的，而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同，取得大众的共识，才算站得住脚。譬如就以所谓“嵯峨茶诗”来说罢，滕军教授口口声声论定它是一首茶诗，而且对之作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似乎卢仝的《七碗茶歌》都不堪与之相媲美呢。然而我这里却不能不提出这样的质疑：这首嵯峨诗作,果真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茶诗么？我这里且就这首诗的命题、题旨、结构、文字这几点，作一番解读罢。

且看这首诗作的命题云:《夏日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显然，这并非咏茶的命题；若将卢仝的《七碗茶歌》的命题用来比照一下，就更其一目了然：《七碗茶歌》的命题是《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只须看这诗题，就知道这必是一首茶诗。而嵯峨诗作的诗题呢，一瞥之下即大抵看得出，它不是咏茶诗作。待到读了全诗之后，谁都会明白；它的题旨亦非咏茶的题旨；它的结构，亦非咏茶的结构；它的全文，亦非咏茶的全文。比如首联的“避暑时来闲院里，池亭一把钓鱼竿”，这哪有咏茶的影子呢。又如颔联云：“回塘柳翠夕阳暗，曲岸松风炎节寒”，同样不见咏茶的影子。再如尾联云：“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仍然不见咏茶的表述。只有颈联的第一句中，提及“捣香茗”之事。原句说，“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此联上句显然是在咏赞吟诗。全句的真意是说：此刻陶情于吟诗之乐，即使耳畔传来捣茗之声，却也不觉得厌烦呐，所以才有“不厌捣茗声”的表达之语。而下句“乘兴偏宜听雅弹”，则又深一层表达说：那优雅的瑟声却比捣茗之声，更宜于用来为吟诗助兴呐。可见此句所说的“乘兴”，乃是乘吟诗之兴，而非乘捣茗之兴。

鉴于上述，则不难辨析，嵯峨的这首诗作，本是为夏日傍晚，雅集于闲居院避暑纳凉，并与诸大臣赋诗遣兴而作，尽管在其个别诗句中，亦见“捣茗”的字样，但那“捣茗”只是起到对于“吟诗”的映衬作用，因而才会有“ 吟诗不厌捣香茗”的咏句。总之，就全篇诗作来说，正如该命题所标示的，它是一首咏赞夏日在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中的消暑纳凉、赋诗遣兴之作，却并非旨在咏茶的诗作，故尔它压根儿就不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同样，上述其它两首茶诗，则亦然也。

其实我的上述这番解读，这番辨析，对于滕军教授来说，则全然是多余的。因为辨别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茶诗，滕军教授本是一清二楚的。且看她在述说杜甫诗作时的一番评说罢。云：“杜甫没有留下茶的茶诗，只是在《重过何氏（五首）》一诗中涉及到了主客在一起饮茶的茶情。”你瞧瞧罢，杜甫的这篇诗作和嵯峨的那首诗作，都是在个别诗句中关联有咏茶的个别字样，那么，何以杜甫的那篇诗作不能称作茶诗，而嵯峨的这首诗作，却偏偏能称作茶诗呢？这岂不是完全矛盾的么？再则，若说某首诗作的个别咏句中有关联到某个景物的个别字样，比如，在嵯峨的这首诗作中,就有关联到“清泉”的，关联到“夕阳”的，关联到“松声”的，关联“雅弹”的，关联到“柳翠”的，关联到“池亭”的，关联到“钓鱼”的，凡斯种种，能不能说斯诗即堪称是咏泉之诗，或则咏柳之诗，或则咏松之诗，或则咏琴之诗，或则咏亭之诗，或则咏鱼之诗，或则咏夕阳之诗呢？显然，这当是不言而喻的罢。

四前面说到，我之所以先行解读所谓“嵯峨茶诗”之说，只因此说直接牵涉到对于日本茶会和中国茶会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问题。

关于日本茶会形成之历史，日本史籍上本来是记载是一清二楚的。比如，镰仓时代有西大寺举办的大茶会（施茶会），以及近乎茶会的“储茶”，即举办茶事活动之举；其后则有室町时代武门家族举办的斗茶会，更是盛极一时。上述这类施茶会和斗茶会，即为日本茶会的初始样式，这在日本史籍上，诸如《东关往还记》和《吃茶往来》以及《祗园社家记》中，都有确凿而详细的记载。

可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史籍上，除了零星的效仿茶饮之外，却并无茶会模式的任何记载。这奇怪么？一点也不奇怪。须知，中国古代某种新兴的汉风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大抵都需要有一个传递和吸纳的过程，一般说来，至少得有二三百年的过渡阶段。譬如陆羽《茶经》问世以后，其所论述的茶道文化及其茶会样式，以及有关种茶、制茶、煎茶、品茶的若干细则，会不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能如同中国的一样在日本风靡于世呢？那是决决乎不可能的。然而滕军教授却给历史出了一道难题，即“嵯峨天皇和弘仁茶风”（第八节）这道难题，其旨则在把平安时代茶文化的文章，都做在嵯峨天皇的名下；既有“嵯峨茶诗”又有“嵯峨茶会”，亦即“弘仁茶会”；又有“嵯峨茶风”，亦即弘仁茶风。凡斯尔尔，不一而足。以此证明“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并且更使人们确信弘仁茶会才是“高规格的茶会”,而且“毋庸置疑，弘仁茶风的统率者即是嵯峨天皇”!

这真是绝佳的构想,绝佳的设计！

不料非常尴尬的是，滕军教授称颂的《嵯峨茶诗》,却原来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其所讴歌的“嵯峨茶会”亦即“弘仁茶会”，则又是是而非的茶会；至于所谓“弘仁茶风”呢，可以说那只不过是若有若无的茶风耳。

其实弘仁五年二十八日这次避暑纳凉的休闲雅集，就其实际情形来说，称它是嵯峨诗会反倒更合适一些。这是因为，那不是专注于品茗的聚会，而是择此休居院的幽雅闲逸之场所，享得一番休闲纳凉赋诗遣兴的情趣。所以对于嵯峨及其偕同赋诗者们来说，那不是专注品茗的雅集，而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诗会。

而且再就弘仁年代前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说，指称这次休闲纳凉的聚会为嵯峨诗会，似乎更其合乎社会文化背景的实情呢。确然，当年作为日本天皇的嵯峨本人及其朝廷，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宣扬隋唐文化，非但频频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引进中国诗学理论和诗词作品，并且引领朝野人士向汉风一边倒倾斜。无怪乎在弘仁年代，自然形成了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汉诗人圈，常常举行不同规模的诵诗活动与赋诗活动，随之一代崭新的诗坛即脱颖而出。据《江谈抄》记述，嵯峨本人最珍爱《白氏文集》，即白居易文集。当时有一位叫作小野篁的侍臣，堪把白氏诗作读得烂熟于心，背诵如流，故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因而他便不时被嵯峨天皇召到宫廷来，彼此悉依白诗唱和。而且嵯峨在他位居天皇和上皇期间，先后编撰而成三大汉诗集，包括《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其中嵯峨诗作数量最多，仅在前两部集中，嵯峨诗作就有54首，竟占到这两部诗集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上述征引的那三首诗作,亦出自这三部诗集中。

话再说回来。滕军教授在作出无端非难我国唐代文士茶会的乖戾评说之同时，一面则又作出关于所谓“嵯峨茶诗”并“嵯峨茶会”的乖戾评说，竟妄说什么弘仁年代的那种“高规格的茶会”及其高品位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是找不到的”。这就是说，日本弘仁年代的这种“嵯峨茶会”及其茶风，那是远远驾乎陆羽《茶经》所论述的中国茶道文化及其茶会样式之上，包括驾乎文士茶会、民间茶会、道院茶会、僧侣茶会和宫廷茶会之上！这么一说，她这岂不是自己将自己逼进某种尴尬的境地么？对此，则无须我在这里赘述了罢。

此问写到结尾处，我想再强调表述的一点是：当初滕军教授若把所谓“弘仁茶会”，如实称其而为嵯峨诗会，同时如实评述这次雅集的一些茶事安排，这样亦诗亦茶兼而述之，岂不是两全其美么？却何须这里扭曲一下，那里扭曲一下，弄得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终于自己把自己逼进某种尴尬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