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社会里，关于茶人的定义，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这一点可不能怪罪现代的人们，也不能因此就说现在的茶业圈子鱼目混杂，因为，早在1200年前茶圣陆羽写作茶叶经典着作《茶经》的时候，就已经遗埋下了这样一个难题。

我们在读了一段时间主要介绍茶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茶事的《茶经·七之事》后，不难发现，在陆羽所谓的大多数茶人身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有深远影响或者内容丰富的茶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像我们这回要介绍的茶人孙楚一样，多半只在他们的文章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了一次“茶”而已。

关于孙楚的茶事，《茶经》中引用的是他的一首诗《出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孙楚的这段文字，说了很多物产的出处，其中，茶叶的出产地，在他看来是在巴蜀地区。其实，关于原产地这一点，我们在读司马相如和刘琨等人时已经多次看到，陆羽通过考证，发现茶叶人工种植的原产地正如孙楚所说的是在巴蜀地区。

孙楚说了茶的出处，那么孙楚自己的出处又是怎样的呢？

孙楚字子荆，山西平遥人，史书上称他，“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故缺乡曲之誉。”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情豪爽，却又自负其才，和乡里之间的关系不好，在官场上人缘也不太好。40多岁了才做了镇东将军的参谋军事。后来又迁着作郎，做石苞的参谋军事，可是却跟石苞的关系搞不好，两人相互在晋武帝面前参对方，武帝别的不行，和稀泥倒很有一手，一直不给他们做决断。这个时候，孙楚又与他的同乡人、尚书的郭奕有口角之争，武帝见到场面这么混乱，也不去治孙楚的罪只把他晾了起来，没想到这一晾就晾了数年，为了避免类似于孙楚那样，参军不去敬重他的府主，皇帝因此还设置了“施敬”。

恃才自傲的人往往都是善于“狡辩”的，孙楚也不例外。史书说，他年少的时候有隐居起来的意思，想对好友王济说：“我要隐居起来，过着枕石漱流的生活。”没想到却把“枕石漱流” 误说成了“漱石枕流”。于是，王济反驳：“水流不可以枕，石头也不可以漱口。”孙楚也不是吃咸菜的，马上答道：“头枕水流，是要用它来洗耳，让耳根清净下来；以石漱口，是要磨砺其齿。”

虽然搞不好人际关系，但是却并不能说明孙楚的道德有问题。相反地，孙楚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他当司马的时候，有人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说井下出现了一条龙，群臣知道后纷纷向皇帝道贺。这时候孙楚却站出来唱反调，说龙本来该是在天上的，现在像蛙虾一样跑到井下去了，说明国家埋没了人才，应当不分士庶，广纳良才。

写史的人，对孙楚的评价是，体态英姿，超然出类，见到长官毫不畏惧。他的文章，可谓绝代佳作。可惜他负才诞傲，蔑谥石苞惹怒郭奕，不懂得逊让之道，随意发泄不满情绪，终究沉废10年之久，纯粹咎由自取。

由于，茶叶无论从产业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弱势行业，因此，记史的人对历史人物在茶叶上的事迹多半不会也没有必要去记载和讨论。但是既然陆羽把孙楚写进了《茶经》，我们这些从事茶业工作的人，也不妨去看看孙楚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一个茶人。

也许，我们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既然茶人是没有“标准”的，那么，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说自己是茶人。我们不是常常可以见到，现在一大批其实一点不懂茶，却不仅敢称自己是“有文化的”茶人甚至说自己是“有文化的”茶叶专家的人吗？和他们比起来，1700多年前的孙楚至少能够考证出茶叶原产自四川地区，加上他文章也写得极好，既然这样，赞同陆羽的观点，把孙楚也算作茶人，应当不会给“茶人”这个称呼丢脸吧？

如果，再以赵州禅师“吃茶去”的意境去考察，那么，把一个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魏晋时期，性情直爽、率真的孙楚，算作一个本真的茶人，不是要比那些故弄玄虚其实不得茶叶精神真谛，搞出一些忽悠人的所谓茶艺、茶道的人算作茶人要合适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