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但见其开篇之章的第一道醒目标题即是：“日本茶的自生说与隋唐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当初一瞥之下，则不由我顿觉讶异并迷惘：作者在述说隋唐以前中日文化交流之历史，却何以无端地冠以“日本茶的自生说”这么一个述句呢？尽管至再至三思忖之，却仍然不解其旨何在焉。

待到读罢“日本茶的‘自生说’和‘渡来说’”这一节之后，我才这么估摸着：许是作者旨在摆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罢。就是说，自生说自有自生说的理由，渡来说自有渡来说的理由，让它们得以保持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这才是两全其美的评述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对不对呢，那惟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

关于日本茶的“渡来说”，作者征引日本茶学家松下智和桥本实所主张的日本茶“由中国渡来说”，并且从几个侧面，具体阐述此说的依据，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其阐释的具体内容，这里亦无须赘述。至于日本茶的自生说，作者对它的论述，却有种种出人意料之处。即如在述说隋唐以前的文化交流史时，何以首先要标示“日本茶的自生说”呢？须知，隋唐以前，日本列岛上压根儿就无有“自生茶”之说。当年日本先后派出若干批遣隋使与遣唐使，以及许多留学僧人，他们谁也没有讲起过日本列岛上曾有什么自生茶；而且隋唐以前的日本史籍上，亦未见有关于自生茶的任何记载；至于在日本民间，更无任何由自生茶衍生出来的原始茶俗及其咏茶神话之类流传于世。这一切皆证明着，所谓“日本茶的自生说”，历来无非皆属于或则道听途说，或则妄自臆断的无稽之说耳。如果藤军教授在开篇之章中，就开宗明义把已被历史唾弃了的所谓“日本茶的自生说”，阐述得一清二楚，那就会避免发生由某些歧义而引起他人的种种质疑并非议。不料遗憾的是，藤军教授非但没有作出一清二楚的阐述，而且却反而采取现场目击式的写法，像煞有介事地描述说：

目前，在日本的九州、四国、本州从西到东生长着大片无人管理的野生茶。这些茶（树）大都生长在离海边有一段距离的深山里，它们生长得很茂盛，有的茶树高二、三米，特别是一些杉树林或桧树林被砍伐，地表露出后，大片的茶树就会自然繁衍成园（按：原文附有图片：日本静冈嬉野古茶树），这些直观的现象使人产生以下的想法：日本列岛有自生茶（按：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述者所加，下同。）唔唔，对于作者笔下的这般描述方法和推理方式，恕我直率地讲一句罢，则委实不敢恭维也。试问，作者所描述的这些野生茶，果真是野生的么？怎能断定它不是由原初栽培而被抛荒的呢？再说，莫非野生茶就等于自生茶么？而且即使是野生茶，其种源则究是来自何方呢？谁能断定其种源不是来自世界茶树的宗主国即中国呢？凡斯种种，作者却没有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解释，就面向着社会广而告之说：眼下日本岛上的自生茶，已然如何如何呈现出了弥漫诸处的自然生态现场，如何如何“自由繁衍成园”而呈现出了一派不凡景象！而且以此实况表明，这一切并非假说，并非臆测，并非神话，而是直观目击之下的活生生而又活生生的现实！

哦哦！这不啻是蓦然间从天而降，竟降下了一方崭新的茶树王国，并且不偏不斜，恰恰就降在了神异的日本列岛上，这可真是得之于岛国的天照大神之助啊！

二许是作者念及上述的直观描述文字，尚还稍逊学术论证的演绎程序，未免略嫌美中不足罢。于是乎随后紧接着，便又补充上了其“进一步的理由”；这个所谓“进一步的理由”，无疑必会更其具有推理论证的深度并力度呢。且看：——理由之一，“日本生长野生茶的那些地区与中国茶的主要生产地区有着类似的气候条件”。

理由之二，“在日本生长野生茶的一些地区，目前仍保留着许多与众不同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

理由之三，“这些野生茶不仅分布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而且都生长在海拔很高的地方，这与栽培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鉴于上述这些个“进一步的理由”，作者给我们归纳和演绎出了怎般不失洞见的结论呢？这个结论集中到一点上说，那就是：“这些现象都使我们更相信日本茶自生说”。

你瞧瞧罢，由“进一步的理由”演绎而生的这番结论，竟是如此清晰，如此确凿，自然必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更堪经得起任何质疑，任何非议呢。不过，许是在作者看来，为了更其郑重并缜密起见，则有必要再征引若干堂皇的“历史考据”与“学术典论”，此类堪称经典之作，毕竟更具影响力和震撼力呢。于是乎，咱们便有机会得以领略到由作者引述的如下系列“史据”与系列“典论”，云：

自17世纪起，日本就有人陆续提及日本茶之自生说。其中代表性的着作有：人见必大的《本朝食鉴》（1697年）、平贺源内的《物类品骘》（1763年）、饮内信英的《茶园闲话》（1873年）、村山镇的《茶叶通鉴》（1900年）、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年）、柳田国男的《白山茶花》。如是说成立的话，在距今12000年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之前，茶作为一种植物就已传至日本列岛，只是没有被发现利用，而待到中国饮茶法在8世纪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才开始利用这些自生茶。

——引自藤军教授：《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5页由是我们这才知道，早在300年前，日本就有人“陆续提及日本茶之自生说”。诚然，这个起始年代说得真叫明白无误。然而，敢问日本茶的自生说，何以恰恰从17世纪起才始提及的呢？既然据说早在“距今12000年”之前，“茶作为一种植物就已传至日本列岛”——而这传至日本列岛之茶，却不知究是从哪儿传来，迄今尚还是未被破译的历史之谜呐——那么为啥遥隔悠悠万载之后，才始提及呢？而且这个“提及”莫非纯乎出于偶然，却无有任何严峻背景么？而且在这之后的陆续“提及”，莫非同样亦纯乎出于偶然，却无有任何严峻背景么？凡斯尔尔，作者竟皆不肯吐露只字，一概三缄其口，只是偶见其字里行间闪烁之词迭出，这真叫朦胧得可以，暧昧得可能呐。

三日本茶树自生说的严峻背景究何在耶？这正是本文的题旨之所在也。然而，作者既然在其整部着作中，始终对此未曾表述只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罢。至于作为该书读者的我们来说，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求助于历史。那么，就让历史来见证，来倾述罢——往事尤须回首。历来的日本茶树自生说，大抵是在历史的三个时间段上出笼的。而为了将其历次出笼的严峻背景，表述得更其明晰起见，我想不妨先就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插述一二片断如下：

说起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历来对其有两种讽喻，一种称之是“岛国性格”，一种则称之是“台风性格”；而且这两者并非彼此链接而交错呈现的。所谓“岛国性格”，无非是指其古代本土文化太过稀薄，太过窘困，不论比之东方的诸古老文明国度，抑是比之西方的诸古老文明国度，日本岛国皆相形见绌，他们除了勉强称之是本土文化的神道之外，其它则几乎空空如也，怪不得西方人指称日本是“中空之邦”呢。就连日本当代作家佐藤春夫,亦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自古就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从世界文明史看,日本没有出过一位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产生过影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云云。至于作为“岛国性格”的日本人，对于比他们文明、比他们先进的那些国度，是抱取何种态度呢？在这一点上，不妨听一听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氏的评说罢，他打了一个极富哲理的比方，说：“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

由斯观之，我们对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解读，则又被引进一个更深的层面：可以说，就其精神原素而言，则是混杂的；就其精神结构而言，则是残缺的；就是精神定力而言，则是失衡的。所以，当他们面对比其本邦更文明、更先进的国度时，初始他们则会表现出一副谦卑得不能再谦卑，诚信的不能再诚信的样子，派遣大批人员去留学、去考察、去求教、去模仿，决决乎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处，直到把人家的东西一一学到手，才肯罢休。然而殊堪怪异的是，日本人学习和模仿外邦，却每次都以“转向对抗”而告终局。这是因为，他们一旦把别国的文明精神和先进科学化为己有之后，便会180度大转弯，即由自卑感一变而为优越感。而且此后这种优越感就膨胀复膨胀、飙升复飙升，其“岛国性格”即亦随之剧变而成了席卷八方的“台风性格”！至于其席卷的指向呢，竟是先前被他们奉为圣贤之邦和文明之邦的那些国度，如中国，如美国，如俄国，先后皆无一幸免于其席卷之灾！

唔唔，这就是日本人的“岛国性格”与“台风性格”，曾经几番演绎于世界上的疯狂煽动战争，制造血腥惨案之历史！

四说到这里，我想再把话题拉回到日本茶树自生说上来——日本茶树自生说的第一次出笼，那是恰恰处于日本初次发动侵略朝鲜，并且疯狂叫嚣“直捣大明国”之际。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则是由武装到牙齿、膨胀到极度的武士集团首领即丰臣秀吉直接阴谋策划，亲自督阵指挥的。——这个丰臣秀吉的名字，想必是大家都熟知的罢，他就是当年逼令千利休剖腹自杀的那个极端凶暴、极端残忍的武门屠夫！——早在煽起侵略战火前夕，这个武门屠夫就在一封家书中信誓旦旦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2年3月，作为征服中国而跨出的第一步，丰臣秀吉即开始大举进攻朝鲜。不料在中朝军队并肩携手，共同奋起抗击之下，终于以正义之剑斩断其侵略魔爪，这才使丰臣秀吉的所谓“恭奉天皇定都北京”的之场迷梦归于破灭！

而就在这场侵略战争前后，日本国内的各种贬谤中国，挑战中国的舆论一时则亦甚嚣尘上.譬如当年武士道精神狂热鼓吹者山鹿素行,就肆无忌惮地贬损中国说:“虽然四海广大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完美”。另一个国学研究者本居宜长，则更其狂妄地叫嚣说：“它（日本）是普照四海四方的天照大神出生的本国，因而它是万国之本源的国家。”云云。

正是在上述这般严峻背景之下，某些由日本幕府政权豢养的御用文人，才第一次抛出所谓日本茶树自生说，其代表人物便是撰着《本朝食鉴》一书的作者人见必大；其后则有撰着《物类品骘》一书的作者平贺源内。他们是室町时代日本茶坛上最早炮制日本茶树自生说的始作俑者。

谁都知道，日本岛国的室町时代，本是日本茶道的初创时代。早从隋唐时代起，日本茶界的先辈，曾经花费数百年功夫，先后若干次前来世界茶树宗主国即中国取经。而深怀伦理道德精神和不失君子风范的中国茶坛先贤们,则满腔热忱地向来华日本留学僧人们传授中国茶道文化,包括种茶、采茶、制茶、煎茶、鉴茶、品茶的所有技术，都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会他们。待到室町时代，历过几百年漫长岁月的不断实习、模仿之后，日本茶道已然初步形成，并且亦不失其本土文化之特色。这不正是中日茶道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番佳话，并且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成功之举么？然而，上述那些个抛出日本茶树自生说的始作俑者们，此时其“岛国性格”却禁不住无限膨胀起来，在他们眼里看来，日本茶道于今已然羽毛丰满，翅膀长硬了的岛国神鸟，谁皆不堪与之相媲美呢。至于昔日中国茶坛上的那些个良师益友，于今还有尊重之必要，谢恩之必要么？啐！这一切皆时过境迁矣！即使是千古不易的那些历史定论，凡该推倒的，一旦到了时候，就得统统推倒才是。试问，茶树原产地就只能永远属于中国么？不！日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不”；既然日本拥有天照大神而得以“普照四海四方”，则日本即乃“万国之本源”也。那么，茶树的本源呢，自然同样亦乃非日本莫属焉。是嘛，咱们的天照大神创造万物，难道还不能给咱们本邦创造出茶树来么？毫无疑问，日本天生就该有自生茶，此乃神国必出之物产嘛。无奈古往的历史总是说，中国是茶树的唯一发源地。其实呢，这却是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老黄历而已。如此老黄历，哪有万世千载永不作废，永不撕毁之理！于今，咱们就用日本列岛的自生茶与之比试比试，甚至在必要时，即堪将其取而代之，这难道不全然是合乎天经地义之道么！

你瞧瞧罢，这些个炮制日本茶树自生说的始作俑者们，想必是得之于天照大神赋予他们以奇思妙想罢，竟能把上述这番潜台词表述得一气呵成，警句迭出，文思畅达得俨若行云流水，真真不愧是室町时代留在日本茶坛上的一大杰作呐！

无怪乎事隔300年之后，当今茶界仍有学者征引他们的着作而作为非同凡响的一种“史据”，一种“典论”；若是他们在九泉之下有知，则必会感到莫大欣慰呢罢。

五日本茶树自生说的第二次出笼，则是在鸦片战争的严峻背景下发生的。先是由英国殖民主义势力驱使的几个伪茶学家鸣锣开道,充当上了急先锋。其中有《茶商指南》的作者勃拉克（John H?Black），《茶》的作者培生（A?Jabbetson），另一本《茶》的作者勃郎（Edith A?Browne）,先后抛出所谓印度是茶树原生地，而否定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谬说。这以后，即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之后不久，日本茶坛即有几个御用学者追随英人的上述聒噪而摇旗呐喊，附和臆说，并且再一次鼓吹日本茶的自生说：先有饮内信英撰写的《茶叶闲话》（1873年），而后则有村山镇所着的《茶叶通鉴》（出版于1890年）——此处注明的出版年代，乃是据吴觉农先生在其《茶树原产地考》中所用的脚注：而《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中所注的年代却是1900年，不知是根据于何种史料。只因未予详考，故而本文暂未采用。——这部《茶叶通鉴》的耸人听闻之举，就在于作者口若悬河般地一口气竟数说出了日本自生茶计有十处之多：诸如日向的高千穗椎叶，肥后的玖摩代山鹿，筑后的生叶上妻，丰前的上毛田田川，伊豫的九万山，阿坡的粗山，周防石见美作，纪伊的诸州，等等等等。对此，吴觉农先生早在20世纪之初，即在日本静冈茶叶试验场实习和考察期间，就尖锐指斥说：村山镇列举的这些个地方，却“都是几百年前经人栽植过或是人播种过的，要是问他有什么根据，他也将哑然失笑了”罢（摘引自吴觉农：《茶树原产地考》）。此外，由日本农界两名“煊赫的博士”，即一个叫横井，一个叫伊藤的，他们在《日本大词典》（出版于1911年）关于茶的词条中，不无诡异地说：“在中国虽有自生（茶）之说，但尚未证明；日本于伊豆、纪伊的熊野、四国、九州等暖地的山中，虽也有自生之说，但尚未明了”云云。且看这两位博士先生的朦胧哲学或曰暧昧哲学，表述得真是滴水不漏啊。中国有自生茶否？答曰，尚未证明。日本倒是也有自生茶之说，只是“尚未明了”而已，且看其诡谲的伎俩，竟至于此！

不过，日本学界并茶界，毕竟仍不乏有良知、有道德的学者，即如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民间学者后藤肃堂先生，对于上述那些个伪茶学家的卑劣行径，即无情指斥说：“无论什么事自己没有研究，只听了西洋人的话来做立脚点，这就是日本学者的不彻底！西洋人生在风俗习惯、信仰学术不同的地方，要想研究东洋的事情，达到充分的理解，这当然是一件难事。且不说别的，单就茶的原产地来说，知道二千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而且能够自由地贯通汉字地学者们，不切实地研究一下，而只随西洋人之所是者是之，真使我们遗憾极了！”

而我这里更要说的是，这类“遗憾极了”的事情，非但古已有之，而且于今尤烈呢！即如昔日是“尚不明了”的日本自生茶，于今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作者的笔下，却堪聚焦于“直观的现象”之前而尽兴予以扫描呢。并且凭着“进一步的理由”之演绎，则堪以使人们“更相信日本茶自生说”哩。

哦哦！今人毕竟胜于古人嘛，对此，我们则不可不予以刮目相看哪！

六后藤肃堂先生所发出的那般“遗憾极了”的长喟并谴责，虽说在学界并茶界起到良好的舆论影响作用，但却并不能就此遏阻那些伪茶学家的卑劣行径。因而关于鼓吹日本自生茶的这出断断续续上演长达三百年之久的闹剧，还会不遗余力地演下去，演下去……果不其然，日本茶树自生说的第三次出笼，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前后，亦即在第二次世纪大战爆发前后。首先抛出的是《日本茶业史》一书（出版于1914年）。此书经过一番良苦策划，终于在“日本的自生茶”这个引人注目的引题下，拐弯抹角地写道：“我国（自指其日本）的茶树，虽说是从中国输入茶种而后栽培的一说，但在以前，事实上已有茶树了，例如……（按：此处即援引《茶叶通鉴》所列诸处），所以现在所栽的茶树，说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怕不能断定。”云云。好一个“怕不能断定”！然而他们一面却又斩钉截铁地断定：日本早在从中国输入茶种以前，“事实上已有茶树了”，这还有什么“怕不能断定”呢？其实这是在玩弄绕来绕去，缠来缠去的障眼法，从而便于以“不能断定”之名，而行肯定日本有自生茶之实，并且肯定日本亦乃茶树原产地之实，由斯更甚而至于行否定中国是世界茶树发源地之实。妙哉！妙哉！原来朦胧哲学其实一点也不朦胧，暧昧哲学其实一点也不暧昧！

当然，上述闹剧并非单是由日本人上演的独角戏。自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此类闹剧则是由西方和东方的伪茶学家们彼此遥相呼应，联合而轮番上演的。待到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之后，随着日本帝主义侵华战争的大规模升级，并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出妄图否定和推翻中国是茶树发源地的闹剧之合演，终于形成高潮。

可是最富戏剧性的是，此时却出现一个他们始所未曾料及的插曲——当初在印度亚萨发现所谓野生茶之后，由此鼓吹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聒噪之声，则甚嚣尘上。此时那些在印度从事茶叶贸易的英国茶商主子们，无不欢腾雀跃而不已。随之即主张英国茶叶生产基地不再依托中国，而打算整个地转移到印度来，全力繁殖印度的“野生茶种”，即所谓亚萨种，使之在世界上居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妄图以此来彻底推翻中国是世界茶树发源地的这个历史定论。然而此举却非同儿戏啊，若是最终不能成功而破产，那可就必成其为在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经营战略上的灭顶之灾。所以嗣后经过再三谋划，觉得为了审慎起见，便决定从 1935年起，由他们的茶业委员会机构委托一批名副其实的茶叶专家，组成一个科学调查团，前往印度亚萨进行实地考察，即考察这里的“野生茶树”之品质究竟如何，可否作为优良品种在印度以及其它英属殖民地领域内推而广之。

不料考察的结果呢，却跟那些欢腾雀跃于一时的英国茶商主子们的愿望截然相反。这些因为，这个科学代表团之中，有些成员始终本着严格的科学态度，并且始终不失道德良心的专家学者，如格里费茨（Grifflcn）博士，以及地质学家马克利林氏（Mecleana），依据对于茶树生理和地质条件并生态环境的种种确凿分析，论定亚萨的所谓“野生茶树”，乃系中国茶树的变种之属也！而且由于在僻之野外历久生长，其品质已然发生种种退化，不堪推广矣。

哦哦,确乎是给了世界茶坛上,包括英国和日本茶坛上那些野心勃勃,妄欲否定中国是世界茶树唯一发源地的伪茶学家们,迎头猛击了一棒！

七然而此番棒喝，却还是未能敲醒日本茶坛上的伪茶学家们，许是他们得之于武士道精神的魔力支撑罢，竟依旧一不做，二不休，并且变本加厉地炮制日本茶树自生说。此时非但有柳田国男的《白山茶花》，而且更有谷田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出版于1936年），亟亟乎抛了出来。

而紧随其后，更有美国的威廉?乌克斯（WILAMH?UKERS）编着的《茶叶全书》问世（出版于1937年），该书专设有“茶之起源”之章。此章一开头，作者先是用了一种貌似公允的语气写道：“茶之起源，远在中国古代”，随后即用“历史既久，事迹难考”的述句，而作出某种程度的否定；接着更妄说中国古代茶史无非只是“曾有若干仅凭臆测之茶叶文献”而已，就是说，中国古代茶史所说的全然是假话，就此中国之茶悠悠万载的茶史，即被其整个地一笔抹煞。那么，若问，“茶之起源”究是起源于何方呢？这位乌克斯先生便随手推出由英国、日本那些伪茶学家先后炮制出来的关于茶叶原产地的种种邪说，撮在一起统统抖落了出来；一则曰，“茶树只是一种，即印度种”，“中国栽培之茶树最初系由外国移入”，即“由印度输入茶树”，故而“印度为茶树原产地之说最力”。一则曰,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而在中国边境一带；至于它究竟属于跟中国毗邻的哪一个国度，或者哪几个国度呢？答曰，却“亦未可知”也。一则曰，茶树原产地在东南亚洲一带，只缘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成为一原始之茶园”——此说乃是乌克斯先生别出新裁一手创作出来的，那么其史据与物证何在呢？对此，乌克斯先生却无只字交代，此外，也有说茶树原生地是日本列岛的，甚至更有说在南洋群岛如爪哇一带的。

哦哦，凡斯尔尔，真堪称得上是关于世界茶树原产地之说的集大成之作呢！

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类“集大成之作”，其本意究何在耶？须知，当年世界茶坛上鼓吹上述这番“集大成之作”的，不论是英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他们无非都是“属于奉行‘强权即公理’、‘强权即历史’的这类信徒之辈。在他们看来，中国算得了什么，就连它的领土都不妨被任意宰割，何况作为茶树宗主国的这一页历史呢！撕毁它！撕毁它！不妨用印度取而代之，或则用日本取而代之，或则用东南亚洲取而代之。总之，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来把中国作为茶树宗主国的历史取而代之！”（引自拙作：《世界茶坛上一幕极端之怪状》，原载于《农业考古》杂志“中国茶文化专号”2001年第二期）然而，中国作为世界茶树的唯一原产地，亦即唯一发源地的历史，难道是他们妄欲撕毁就撕毁得了，妄欲取代就取代得了的么？啐，那止是他们的梦呓耳！

最后，我愿借鉴吴觉农先生当年援引美国学者韦尔顿氏（Joscphm?walsh）,在其《茶的历史与奥秘》一书中所表达的一番话，用作他的《茶树原产地考》一文的结束语，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亦行效法之，兹即引如下：

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就此，现在一般英国的学者们，要想把中国以外的国家，作为茶的家乡，他的糊涂和矛盾，仿佛想以阿美利克思（意大利航海者）来替代哥伦布，或是以培根去替代莎士比亚啊！

唔唔！他这是讽刺得何等辛辣，而且深刻啊！而这番话，对于日本茶坛的某些人士来说，尤其是始终不遗余力地鼓吹日本有自生茶的人们来说，我想，这岂不也是同样合适，并且由是而堪以使之引为借鉴，作出某些反思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