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屠隆在《茶说》中云：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真如是，则明末清初文人杜睿，是最适合饮茶的了。

杜睿，字于皇，自号茶村，清初有名诗人，原是湖北黄冈人，年轻时胸怀大志，生性倜傥。后因张献忠所率游民军纵横湖北，为避战乱，流寓南京鸡鸣山，茅屋两三间，日照而日进，雨注而雨淋，穷困则自然潦倒，然则茶村先生不以为意，安居若素，吟啸自若，至晚年，贫愈甚，常断炊。有友问他：“穷愁何似？”茶村先生答道：“往日之穷，以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友人不解，茶村先生笑道，往日穷，偶尔还可烧柴火煮饭，现在穷，虽然天天家中升火，然而，竹沥泉清，只是泡茶，无米下锅，以茶喂肚，哄肠胃罢了。自称家中可以绝粮，不能绝茶，于此可见茶村先生爱茶致癖。其自号茶村，更见癖茶一往情深，尤可见者，乃是喝茶之后，将茶渣一一收集，不使余漏，全埋于深土，日久成岭，谓为茶丘，插香焚烟，多有祭拜，多情甚比林黛玉伤感葬花。

茶村先生与茶为伴，便不喜交游，有人骂他孤僻，他笑言之：“某岂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闲无用，但得一觉好睡，纵有司马迁、韩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访。”文人声气相投，尤不相往来互捧，对不太搭界的官场人物，茶村先生更是避之如鬼神，如有“鬼神”访，则高卧不醒，官职再高，先生当睡，嘱童子不得喊醒。不趋炎、不附势，这是茶村先生为文人所立的一竿高标。此高标高则高矣，然不足为异，文人有这般品位者多见多闻，岂止一个茶村先生？而或可独标的，是茶村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禀质。皇粮国税，历代都是有的，李自成标榜“闯王来了不纳粮”，那不过是哄人，封建王朝，哪朝不纳粮与服役？清代自然也不免。有一年，朝廷征集各户服役，南京地方官见茶村先生不过一个穷诗人，既雇不起人代劳，又自不可劳作，于是便格外开恩，拟将免除。茶村先生得知，挽裤脚，撸衣袖，大声说：“此是家国事，其民岂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诗人，多少算得上士子，在体力劳动是一种耻辱的年代，读书人谁能放下架子挥锄头抡铁锨？又有一年，朝廷征收房号银，即当今房产税也，清朝有制度，此税者，官绅可免。此政策，最可谋以对策也，拉点关系，走点后门，挤进“官绅行列”，就是政策之对策了。有人见茶村先生穷得开不了锅，欲代为申请减除，茶村先生也断然拒绝，再穷也将尽家国职责，所以，将房产税悉数缴了。

“煎茶非浪漫，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者。”也许在所有的饮食当中，大概只有茶才与人品挂上钩的，没有相当的人品，不足喝茶，不可喝茶，不准喝茶，最少，不配喝茶，诚所谓“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诚所谓“茶最宜精行修德之人”，诚所谓“茶养廉”。其他食物或饮料，何尝有过此论？是人都要吃饭，没见谁说过君子可吃饭，土匪不可吃饭的；酒也是，忠信礼义廉之人可大碗喝酒，嫖赌毒俱全者，喝酒更用大碗。吃饭喝酒与人品无关， 而独有茶与人品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焉，没有相当人品不配喝茶，应当说，真正茶人难得玷污佳茗，茶人者，其品自高者，比例绝对高于“饭桶”与“酒鬼”，这应当是事实。君子固贫，不达则守节，君子守节则不阿权，不势利。茶村先生有此人品，称得上“其人与茶品相得”，不污茶之清洁精神了。

然则，茶村先生不仅茶品人品相成相称，鄙人还以为，茶村先生还有“公民品”焉。鄙人认为“公民品”这一概念的要义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家国中当具有的品质。有人品不等于有“公民品”。比方说，一个人很会做人，左邻右舍都称其好，但并不等于他是一个优秀公民，他对邻居不耍心眼，但他对国家也许就尽耍狡了；一个人不乱拿同事东西，但他往往尽挎国家财物；一个人对朋友两肋插刀，要他干啥就干啥，但对国家能偷懒就偷懒，能偷税就偷税，尽量规避义务，逃避责任。他没人品吗？人人都说他人品好，但他称得上优秀公民吗？恐怕谈不上了吧。“窃书不算偷”，窃国更不算偷的，所谓“窃珠者诛，窃国者侯。”所以，那偷税漏税化公为私者多而又多。

茶村先生放在文人当中，其名不太显，其文不太着，如果单以文人气骨来看，其人品也不太耀眼，但以他对国家态度以论，为文人者多吗？为官宦者多吗？文人者，不一定直接“吃国家粮”，而为“官宦者”则定然“吃国家粮”，对国家义务与责任，文人与官宦谁更尽之？我们众人，对国家义务，是否有过走后门想方逃离？是否有过拉关系设法规避？有人品者，还当有“公民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