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往往是活化石。溯源一方地名，可知那里沉积的文化底蕴。河姆渡的地名，就很值得探究。

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由重达数百吨的三块巨石叠成，仿佛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高大门楼、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横置的巨石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象征着7000年前的文明，竖着的巨石上有沙孟海书写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站在标志性建筑旁的河姆渡口，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江南岸，环立成黄墓山、浪干山、晾网山等，姚江在石拱小洞桥处打了个大湾，显得江面宽绰、水波不兴，北岸河姆渡口泊着船只。人们迷于这山水风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遗址标志建筑旁的黄墓渡茶亭碑。

这里是河姆渡遗址，何以出现黄墓渡名称？

这里是黄墓渡又是实实在在的。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方位依然。复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黄墓渡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施茶，长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桑果之盛，江有鱼虾贝蚌藻之丰”，贸易兴隆。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为使茶亭永久有人专管落实，碑文记述了“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还记载：老渡产按老碑所记，不再重复；又写有一爿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两丘渡产的土名、方位，写得十分明确，面积有4亩6分。

考察茶亭，阅读碑文，了解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原来称黄墓市，因汉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说起汉黄公，还有掌故。据《史记》与《后汉书》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广，齐国人，曾隐居夏里修道，故号称夏黄公。秦末避乱，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同隐于陕西商山。因四人年龄都80有余，须眉皓白，被称为“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刘邦想废掉柔弱无能的太子刘盈，另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子房）计，使刘盈作书，卑辞厚礼迎来商山四皓。一天宫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见，觉得奇怪而问：“四人何为者？”四人言对，各言姓名，刘邦于是大为惊疑。宴毕，他便对戚夫人说：“四人者吾求不得，今从吾儿游，为之辅，羽翼已成，太子难易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皇权即为吕太后所掌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乡。据《慈溪县志》等文献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古人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黄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内涵，为一批文人所咏诵。有一首古诗写商山四皓中张良计上吕后当的史实：“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雌吕用。异者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称黄墓渡，与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相关，俗至百姓口头相传成谐音谓河姆渡。在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绎为河姆渡也有创意。渡口紧临河江，地名带“河”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阴风阵阵，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协调，与诗人夸张“覆船真可与翁邻”那种心情终究不同，沉船为渡船人所忌。宁波一带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岭等。于是，在口碑相传中，把黄墓渡俗称河姆渡，前后传承密切，显得通俗易懂。

对于有7000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遗址来说，地名插入2000多年前黄公墓的掌故，还只是其中一段岁月，要了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先人称呼所在地的名称，已难以查考。但当时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权制开始转向农耕的父系社会，人们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妈妈的关系更为诚笃，“姆”又是“妈”，至今浙东方言还有把母亲称为“阿姆”的。从这一点上讲，母系社会的遗址名称带有“姆”字更为确切。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的山麓河畔称为“河姆渡”也不无可能。

当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灿烂的历史扬名世界。那里人工栽培的水稻，干栏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艺术震惊世界，博物馆里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等原始茶的遗存，已引起农史学家、茶文化人士的关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馆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充实和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