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我们寻访浙江武义古村落采访组一行来到白姆乡水阁村，调查了解水阁村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在村里，我们召集了村里老人召开了座谈会，翻阅了《董氏宗谱》等文献资料，实地查看了遗存的古迹。从老人们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在清末、民国时，该村种茶、制茶业十分发达，形成了一个在浙江中南部地区有较大影响的茶叶初级市场。

现年93岁的董洪亭，祖父、曾祖父都是邑庠生，他对村庄的历史了如指掌；88岁的董奎洪，祖辈、父辈都从事茶叶收购生意，他自己是炒制龙井茶的老师傅；现年69岁的董元忠，住在该村现存较为完整的下新屋古茶行，常听祖辈、父辈谈起当年茶叶交易的盛况。通过他们的回忆，基本上可以还原水阁村在清末民国时期茶叶生产、贸易的大致情况。

茶叶的种植水阁村的种茶历史已无可考，但从当地的地名和传说，都表明该地的茶叶种植历史已十分悠久。水阁村西面有一座大山叫茶山（其主峰叫八县尖，海拔964米），该山从白姆一直延伸到水阁村地界，绵亘十余里，是武义与金华婺城区的界山。清代邑庠生董洹（1777—1856）在他的《东源山水歌》中有“极西面茶山，朝爽开心颜”的诗句，表明当时该山就以“茶”为山名。八县尖的东侧有一座小山头叫小和尚山（现为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后树基地）。小和尚山土质为黑沙土，非常适宜茶树生长，而且产出的茶叶质量非常好，泡出的茶汤要比其它茶绿一些，也可多泡一次。传说小和尚山有一株神仙茶，头一天刚采完的茶叶，第二天又会长出嫩芽，天天采都采不完。小和尚山山下还有一块叫真古炉山的茶叶山，过去只有一亩多一点，现在有十多亩，此地产出的茶叶质量尤其好，相同数量的茶叶重量要比其它茶叶重许多，茶汤带有一点甜味。

过去，茶叶的栽培方式是零星丛式栽培，亩丛数多则上百丛，少则几十丛。采茶采用“留顶养标”法，只采侧芽，不采顶芽，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因而形成高大的茶树丛。当时水阁村家家户户都在山边地头种茶叶，茶树丛的空隙间种豆、番薯、玉米等农作物。董奎洪家就有四五百丛。由于茶树树形高大，茶叶产量不高，上世纪三十年代，水阁小学校长、水阁村保长董天珍就用自己家里的现位于郑王公路水阁村段以北的8亩地，来做现代化成片矮茶丛栽种植试验，这也是我县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茶园。

茶叶的制作水阁村在清末已出现比较有规模的制茶业。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做烘青茶，这种茶叶称“后树茶”，也叫“后树云雾茶”。 后树云雾茶以其“芽壮叶肥，白毫显露，色泽翠绿，幽香如兰，滋味深厚，鲜爽甘醇，耐冲泡，汤色明亮，饮后回味香绵”的特点，民国时期曾在日内瓦世界食品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特别受到江浙沪富庶地区人士的青睐。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由于抗战爆发，浙江省茶叶公司迁移到水阁村的董氏宗祠，该公司在此制作红茶、绿茶，也制作龙井茶。董奎洪经常看制茶师傅做龙井茶，他17岁时也学会了龙井茶制作技术。他说，制龙井茶的铁锅表面光洁度要求非常高，武义、金华都没有这种铁锅出售，他学会炒龙井茶的第一口铁锅是父亲陪他到杭州米市巷买的。省茶叶公司的老板和管理人员都住在祠堂西侧的下新屋，下新屋是一座堂楼，高两层，楼上住人，楼下作为茶叶仓库，也有生产车间。据董元忠说，当时下新屋排列着36口制作龙井茶的铁锅，加上董氏宗祠的生产车间，全村制作龙井茶的铁锅有50多口。同时，浙江省茶叶公司还做红茶，红茶的价格很贵，一斤红茶卖出的价格，相当于80多斤稻谷。老人们还可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做红茶的工艺：将鲜叶晒半干装进布袋，用脚踩糅半小时，发酵后晒干制作成品。从老人的回忆中可发现，水阁村很可能也是我县龙井茶、红茶的首产地。

茶叶的贸易水阁村位于白姆乡后树片，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落，往东到武义要翻后树岭，往西到白姆要过雪坑岭，往南到王宅要爬长婆岭或十八弯岭，往北至金华要越廿里岭。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村落，由于“后树云雾茶”的名声鹊起，在清末、民国时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茶叶初级市场，出现了一批坐地行商的茶叶行。

“后树云雾茶”的名气大、价格高。起初，武义、宣平一带的重点产茶村，如乌门、塘头、岭下汤、麻阳、大河源、上坦、云溪、吴宅、陶村等村村民把制作好的烘青茶运到水阁出售，附近金华安地、喻斯，本县后树各村及王尖等村，都将鲜茶叶运到水阁村来加工制作。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以收购茶叶转卖到村里市场为生的行当，他们把武义，以及松阳、宣平、遂昌等广大地区的茶叶纷纷运到水阁村销售。因此，当时除了众多游走交易的客商外，还出现了常驻村里交易的客商，金华、杭州、上海等地的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水阁茶叶市场把分散、零碎的茶叶汇集起来，形成庞大的数量，然后再经茶商转运到金华等更大的中转市场，销往全国或出口国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水阁村茶行的鼎盛时期。老人们还能记起的茶行有：湖南人开的“国树先茶行”；贵州人开的“森木先茶行”；安徽人开的茶行，在金华还有总行；金华孝顺人开的“天汉先茶行”；义乌上溪人开的茶行；还有武义履坦鼎鼎有名的妹先（徐炳星）开的“妹先茶叶行”。 当时还出现了现代流行的公司＋农户的“包买商”现象。即商贩为了得到稳定的茶叶或扩大业务，预先给茶叶生产者一笔钱，让生产者去准备粮食，召雇人工种制茶叶，然后以新茶价值，连本带利归还。这样茶商的商业资本通过贷放——预购方式就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控制了茶叶产销。由于茶叶交易市场十分繁忙，后树桑叶坞村人张天喜等6人就专门从事品评茶叶、判断价格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经纪人，当时叫“牙郎”。

水阁村各茶叶行每年从清明开始收购茶叶，一直到农历八月底才结束。茶叶都用竹篓装好，竹篓内编了几层箬叶以防潮，每篓约100公斤。茶行雇人将茶叶用肩挑扛抬，过后树岭到履坦叶长埠渡头上竹排或船，水运至金华，然后销往全国各地。还有一条茶叶运输道路是从后树岭，经王尖，过金华喻斯，就到一马平川的雅畈了。从水阁到金华安地本来也是一条运输孔道，这条道路路途最近，但当时要过一道上下二十里的“廿里岭”，行走更不易，所以茶行选择路途稍远但相对平坦的这两条运输道路。当时茶叶的收购量非常大，各茶行的茶叶一般要到当年的农历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才能运完。

大的茶叶行都在堂楼里，一般都是楼上住人，楼下作为茶叶仓库。1942年，日军占领武义后，国民党21师某团独立连驻扎在村里，日军来袭时，独立连官兵寡不敌众，不战而溃，日本人就将两座开茶行规模很大的堂楼点火烧掉，村里许多房子也被连着烧毁。

茶叶的生产、销售给水阁村带来了极度的繁华。当时常住在村里的商人有200多户，400多人口，外来人口超过本地村民。村里有两个旅店，叫“洪寿宿店”、“宗生宿店”；两个酒店，常年酿酒的作坊也有两个；南货店、小吃店、饮食摊布满整个村。至今村里的古街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店铺林立的景象。茶叶经济带来人口的集聚，也带来文化的繁荣，剧团到村里搭台演戏，一演就是三个多月；还有几班唱道情的常驻在村里，艺人天天夜里演出。

解放后，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水阁茶叶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因为过去把商业作为末业，旧县志、宗谱等都不记载商业活动情况，我们无法考证水阁茶叶行产生的具体年代，但从该村遗存的上新屋茶行、下新屋茶行等建筑形制来判断，应该在清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