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着《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应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着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着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洱茶”的初期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