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庵先生的《茶居话旧》(上)(《新都周刊》1943年第22期)说：“唱女伶之风，曾盛行于广州及香港。”这种盛状，有一首竹枝词表达得很恰切：“米珠薪桂了无惊，装饰奢华饮食精。绝似歌舞升平日，茶楼处处管弦声。”吴家盛的《广州通信》(《十日谈》1933年第6期)也很经典地表述过。他先说广州人上茶楼的盛况：“上茶楼是广州人不，广东的整个生命之表现！那茶楼上你就明白广州人之为广州人也！要是一天不上茶楼！早六时至九时，下午十二点至三四点，晚五六点至十二点，大开茶锅，请你喝，自然广州的喝是小盖儿碗，一点点喝，没有大壶作牛饮的，而且非吃点鲜虾饺、马栗糕不可！”再曲终奏雅、画龙点睛道：“就要坏(一定要有女伶)。茶楼有女伶唱那些公子定终身的事。犹之乎各地之大鼓唱书，女人是生命之中坚，信然！”

只可惜的是，上海的广式茶居没有流行过，上海的茶居更没有盛行过。广州有时被人目为保守，但“地势使之然”，在许多方面，还是走在前面，也走在上海前面。前面说过女侍与女工的问题，如今“唱女伶”也是。上海可以在歌厅夜总会里唱，但不太兴在茶楼里唱；在茶楼里唱的，还是得等到新都饭店起来后，才开风气之先：“只有现在新都饭店的茶座里的新式歌唱仿佛近似，而一新一旧，风味究有其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使然的。”新都饭店是充分吸收饮食娱乐新元素的代表，代表一种新兴的力量。看来，新力量还是好的。

更能代表新力量的，是咱们共产党人。下面的这一手笔，不出自我党，也出自进步人士。卫理的《饮茶在香港吃在香港之一》(《茶话》1947年第22期)由广州茶馆的唱女伶启发，谈到茶馆的改造：“记得早几年前，有些教育家主张将茶馆改做进行民众的社会教育的场所。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大后方，像沙坪坝的学校区里，茶馆就是变相的民众教育场馆，灌输着正当的娱乐，有演唱经文人改编抗(日)救(国)说书鼓词，有发表国事的主张，使民众在消遣之外，得到许多知识。有一只传遍大后方的"茶馆小调"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这一趟，广州是没有赶上的这是广州的保守性，或者说广州不可能永远是娱乐时尚的急先锋，有时也要歇一歇的。也对。因为再过了几十后，开放改革的门一开，广州的茶楼酒肆，就率先引入驻厅歌手，又率先掀起卡拉O K的潮流，并因此影响到流行音乐的发展，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新时代。我的朋友于今(于爱成)写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流行音乐专著《狂放季节流行音乐的世纪飓风》，并被韩国引进版权一版再版这一切，实可视为中国深厚悠久的“佐酒侑欢”的风雅传统的隔代承续，广州茶楼当年的“唱女伶”，无论如何是值得珍视的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