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曾有“金崇安、银浦城”的说法。崇安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因为武夷山在当时是福建省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故以金称之。根据《福建省新志》记载，福州的丝绸，泉州的蓝靛，莆仙的龙眼、荔枝，顺昌的纸张等福建名产都必须途经武夷山的分水关和浦城的小关销往中原各地。乾隆年间，政和县令蒋南周的诗歌写道：“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何如？”足见当时武夷山的商贸地位已非常发达。崇安因分水关而金，浦城因小关而银，分水关和小关的地位如此突出，其中很大部分的原因源于明清时期的内河贸易政策所致。

    明朝初年，由于部分元末割据势力逃亡海外，与倭寇相互勾结兴风作浪，残元在北方势力还十分强大，明朝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北方经营，朱元璋从军事战略上考虑，下令“片板不许入海”，海禁逐渐成为明朝的一项既定政策。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不过，这种海禁仅局限于民间，官方并未禁止。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朝贡贸易已经开始，大将徐达北伐元大都、镇守北平，其粮草物资大多依靠海运。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宝船体积之大，出海人员之众，均属世所罕见。

    海路被禁，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管制起来。明朝初年，政府严令禁止走私茶叶，为此，朱元璋杀掉了涉嫌走私茶叶的十三驸马。受此影响，明朝的茶叶贸易主要以陆路及内河运输为主，茶商需要有官凭才能经营茶叶，这也为明政府充实了国库收入。清朝在经济政策上完全沿袭明朝制度。在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的历史里，海路不通，分水关成为福建西北最重要的关口，同时也是中原入闽的交通要道，因为崇阳溪连接建溪、闽江，西边的信江连着鄱阳湖、赣江、长江，陆路距离最短。在此有利形式下，武夷山成为当时东南一带最著名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常住人口在乾隆四十年时甚至超过了13万。

    总而言之，武夷茶市的变化与茶路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里茶路的中断意味着以内河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下梅茶市从此走向没落；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东南五口，开辟福州茶港，使闽北茶叶走水路到福州旦夕可至，也标志着一条新的以海洋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茶路的形成，促进了赤石茶市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