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时期，在我国的众多的古代文献中(不止《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同时也是我国亦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在汉朝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转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茶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反言，困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产茶敬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茶陵，这还可以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据报道，在马王堆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其中亦有茶的记录。据载，作为陪葬品的茶叶还是成箱的。由此可见，墓主是西汉的贵族，它同时说明在那个时候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具发展。

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种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我们已经知道在先秦时，我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当秦一统天下之后，茶业的交流日广，茶的加工、种植，由东部和南部渐渐的传播开来。如上文提到的湖南茶陵，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邻近江西、广东边界)，在唐以前写作“茶陵”。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茶的饮用和生产，已经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的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面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公元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茶果而已。”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司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通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茶”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穗主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