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枝茶山紧连革登茶山和孔明山，面积比倚邦茶山小。莽枝茶山至少在元代已有成片的茶园，莽枝山脚的曼赛、速底等村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千年前已有少数民族在莽枝山居住种茶。明朝末年已有内地商人进入莽枝山贩茶，清康熙初年，莽枝山的牛滚塘已是六大茶山北部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要说普洱茶就得说普洱府，这得从改土归流和莽枝茶山说起。

明代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六大茶山属于车里宣慰司管辖地，实施世袭土司制度，实行封建领主经济。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稳定边疆、发展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到清朝中期，随着清朝的逐渐强大，地主经济的快速发展，世袭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尤其是地区割据性、封闭性已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世袭土司制度的改革和废除已是势在必行。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奏疏，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府县、改用朝廷派的流官来管理地方。

鄂尔泰上奏改土归流的奏疏中提出：江外(澜沧江以西)宜土不宜流，江内(澜沧江以东)宜流不宜土。雍正皇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奏疏，雍正四年、五年(1726年、1727年)澜沧江以东的景东、镇沅、景谷很快就完成了改土归流，普洱当时已划归元江府，已经改为流官制，剩下的只有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地区，这是土司势力最强的地区，清政府正在寻找机会，考虑如何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

西双版纳是当时云南最大的产茶区，每年有上万担茶运往滇西和西藏，鄂尔泰已注意到了这块“大钱粮”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

再说莽枝茶山，本是一块古茶区，元、明时期早已茶园成片，普洱府成立之前，已有汉商进到莽枝茶山买茶。由于当时六大茶山还是车里宣慰司的辖地，汉人在六大茶山定居的还不多，汉商们进到茶山买茶大多借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家中，汉商中有尊重民俗、诚挚待人之人，但也有心术不正、胡作非为之徒。

雍正六年(1728年)，一伙江西籍茶商到莽枝茶山贩茶，住在莽枝茶山小头人麻布朋家中，这伙人中有一人行为不检，勾引麻布朋之妻，并与麻布朋之妻发生了通奸之事，事情败露后，麻布朋一怒之下杀死了妻子和那位江西商人，并将两人的发辫割下悬挂于牛滚塘的大青树上，以示警告。此事发生后，汉商们不思己过反而联名写状向省府诬告麻布朋“劫商害民”。

当时莽枝茶山是车里橄榄坝大土司刀正彦的领地，刀正彦是车里宣慰刀金宝的叔父，势力很大，刀正彦不买清政府的账，没有处置麻布朋。清政府早已想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正找不到借口，于是便借麻布朋之事向刀正彦发难，认定刀正彦指使麻布朋杀死商人。

鄂尔泰下令清军进茶山“平乱”——清军入山，焚棚湮沟，无险不收，几十个寨子被毁，六大茶山烽火狼烟一年以后，以刀正彦、麻布朋双双被斩而收场。

雍正七年(1729年)7月，鄂尔泰宣布成立普洱府，车里宣慰司让出澜沧江以东的普腾、勐腊、思茅、勐捧、勐乌、整董六个版纳划归普洱府，六大茶山属版纳整董的范围，顺理成章便归入了普洱府，这便是先有牛滚塘后有普洱府之说的由来。

普洱府在多种矛盾未平的形势下诞生，六大茶山虽然划归了普洱府，但茶山仍不安宁。雍正十年(1732年)茶山土千户刀兴国又率众起义，莽枝茶山再次起战火，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刀兴国的反抗弹压下去，倚邦的曹当斋坐上了六大茶山总管的位置，在曹当斋的调抚下，茶山终于恢复了宁静。从乾隆初年开始，莽枝茶山和其他五个茶山一道逐步走向兴旺、繁盛。

乾隆初年，云南已恢复了“茶引”制，商民买卖茶叶宽松了许多，于是大量汉人、回民涌进莽枝茶山，修整老茶园、开新茶园，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莽枝茶山人口过万，牛滚塘已成为大街场，有400多户人家。

乾隆到咸丰年间是莽枝茶山最兴盛的时期，茶园盖山，村寨密集，莽枝大寨、秧林大寨、牛滚塘街是最热闹的地方，三个大寨遥相对望，相距不到1公里，被茶园连接着。莽枝大寨在嘉庆年建过关帝庙，建庙时的大碑现今还在遗址上。莽枝茶山乾隆后期有上万亩的茶园，每年春秋两季，思茅、普洱、江城的马帮一批又一批来牛滚塘驮茶。牛滚塘的山梁上至今还有一条3米多深的古道，这便是当年马帮踩出来的。

清咸丰末年，牛滚塘一带发生了械斗，打得惨烈，争斗双方伤亡惨重。这场战祸使莽枝茶山茶业受到重挫，茶农避乱，村寨迁空不少，商旅畏途，不到莽枝茶山买茶。曾经人喧马嘶的牛滚塘街，到清朝末年已无人居住。村民们不愿回令人伤感的牛滚塘街，迁到牛滚塘1公里远的安乐村去住，到1950年，牛滚塘也仅有七八户人家。

如今牛滚塘的古庙、清真寺已不存在，只有大碑还躺在荒草中，碑上牛滚塘几个字还清晰可见，让人追思往昔的牛滚塘。

莽枝茶山还有许多成林成片的古茶园，主要分布在秧林、红土坡、曼丫、江西湾、竜夺等老村寨，有的古茶树已长到10多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