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和饮茶礼仪是伴随着中国佛教文化而传到东邻日本的。日本学者以为，在日本圣武天皇时代，中国僧人鉴真东渡扶桑，带去大量药品，茶即其中之一。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茶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随着中日禅僧来往的增多，饮茶方法也传到日本。1168年，日僧明庵荣西(1141 -1215)入宋求法，由明州(今宁波)登天台山。当年，荣西携天台宗典籍数十部归国。1187年，荣西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敝为师。后随师迁天童寺，并得虚庵所传禅法。传到日本，从而形成日临济宗黄龙派法系。荣西在中国的数年时间内，除习禅外，还切身体验到中国僧人吃茶的风俗和茶的效用，深感有必要在日本推广，于是带回天台茶种、天台山制茶技术、饮茶方法及有关茶书，亲自在肥前(今佐贺)背振山及博多的圣福寺山内栽培，并以自己的体会和知识为基础写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由于该著在日本的广泛流传，促使饮茶之风在日本兴起，荣西亦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国的陆羽”。

诚然，荣西来到中国时见过并研究过陆羽《茶经》及众多的中国茶典籍，其《吃茶养生记》中详细介绍了茶的形态、功能、栽培、调制和饮用，也谈到宋代人的饮茶方法，但据日本当代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利休居士十五世千宗室研究认为，“有关荣西著《吃茶养生记》的意图可做如下结论：

<1>荣西所关心的只是茶在生理上的效能;

<2>对于饮茶这一行为所拥有的意义，即关于饮茶行为的思想问题，荣西没有附上什么含义。对荣西来说，茶是饮料之茶，除了茶的药学上的效用外，荣西不抱任何兴趣。偶而引用陆羽以及其它的中国文献时，也是为了明确茶的如上效用。”

3另外，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其《禅与茶道》

4一书及村井康彦在其《茶文化史》

5一书中也有类似观点，兹不赘述。应当说，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过，也应看到，正是荣西第一个系统地向日本人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其《吃茶养生记》一书也被日本史书《吾妻镜》称为“赞誉茶德之书”，其对于后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和流行功不可没。

荣西之后，曾为荣西之弟子的禅僧希玄道元(1200-1253)于日贞应二年(1223)与荣西另一弟子明全相伴入宋。道元在宁波阿育王寺、余杭径山寺习禅后，入天童寺师事曹洞宗13代祖如净禅师，受曹洞禅法而归，在日本建永平寺、兴圣寺等禅寺，倡曹洞宗风。道元还依《禅院清规》制订出《永平清规》，作为日本禅寺的礼仪规式，其中就有多处关于寺院茶礼的规定。如“新命辞众上堂茶汤”、“受请人辞众升座茶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方丈特为新首座茶”、“方丈特为新挂搭茶”等等，皆有详细的规定。

8道元的《永平清规》是最早记载日本禅院中行茶礼仪的日本典籍。其对于日镰仓幕府时期寺院茶的普及从而对日本茶道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道元虽到过径山寺，但他所从学的是与径山宗杲所倡“看话禅”相对立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可以判断，他对径山茶宴特别是行茶礼仪中的茶具和室内布置重视不够。真正将径山茶宴移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禅院茶礼完整化、规范化的是道元之后的日僧圆尔辨圆(1201-1280)、南浦昭明(1236-1308)和径山寺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

1235年，圆尔辨圆(溢号圣一国师)因慕南宋禅风入中土求法，在余杭径山寺从无准师范等习禅3年，于1241年嗣法而归，并带去了《禅院清规》1卷、锡鼓、径山茶种和饮茶方法。圆尔辨圆将茶种栽培于其故乡，生产出日本碾茶(末茶)，他还创建了东福寺，并开创了日临济宗东福寺派法系。他还依《禅院清规》制订出《东福寺清规》，将茶礼列为禅僧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仪作法。其后径山寺僧、曾与圆尔辨圆为同门师兄弟的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也先后赴日弘教，与圆尔辨圆互为呼应。在日本禅院中大量移植宋法，使宋代禅风广为流布，禅院茶礼特别是径山茶宴即其中之一。

南宋开庆元年(1259)，在日的兰溪道隆门下弟子日僧南浦昭明(谥号元通大应国师)入宋求法，在杭州净慈寺拜虚堂智愚为师。后虚堂奉诏住持径山法席，昭明亦迹随至径山续学，并于咸淳三年(1267)辞山归国，带回中国茶典籍多部及径山茶宴用的茶台子及茶道器具多种，从而将径山茶宴暨中国禅院茶礼系统地传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