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4年，山谦之在《吴兴记》里写到，“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这可能是史料里出现最早的茶宴一词。茶至唐代，日渐风行，加之有提神、消食、明目、祛邪等医疗保健功效，茶成了最为珍贵的饮料，所以，用茶宴请亲朋好友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之一种。当然，这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事。唐代天宝进士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里的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唐代侍御史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里的“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唐代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里 “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的诗句，细细品读，皆为一场场或大或小或盛或简的茶宴。而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要算对茶宴的一次华丽铺陈了。

其词曰：“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 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如此幽雅的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是茶宴的组成部分。难怪大诗人白居易有一次因为身体微恙没能参加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分界处境会亭茶宴而十分遗憾，还专门写诗道出了他的无限惆怅。在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里，他“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我猜想，当时坠马伤腰卧病在床的白居易，一定因为这场缺席的茶宴而使病期延长了数日吧。

相比之下，诗人黄庭坚要幸运得多。

他的行书《茶宴》——写于元祐四年(1089)正月初九——记录的正是自己参加一次茶宴的光鲜经历。文曰：“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臣殿中。”

寥寥数字，对茶宴的敬仰之情流露无遗。

毕竟，这是在华丽堂皇的绩臣殿里举行的一场茶宴，与平时文人雅集的茶宴性质不同，所以规格也就不同，虽然少了些闲散逍遥，却多了尊贵，不可小视。大抵而言，像是今天的基层官员被上司召见一般。所以，黄庭坚写得沉重庄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这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猜想，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与我这几年见多了当代书法家们附炎趋势、仰人鼻息的行状所带来的思维惯性有关吧。况且，茶宴发展到宋代，随着茶区的进一步扩大和茶艺的日渐精深，茶宴之风更加盛大以及大宋王朝的上行下效，无论官场还是民间，不管文人骚客还是寺院僧侣，茶宴之风风生水起。

官居北宋户部尚书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里屡次提到了皇室茶宴的盛况，特别是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癸已，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如此气派的茶宴雅集，黄庭坚怎能不去，怎能不规规矩矩谦卑有加地记录在案呢。

据说，黄庭坚的《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我无心考证这个，还是留给大学里讲授书法史的教授们去论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