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形成以“龙凤茶”为代表的精细制茶工艺。

宋代的气候转冷，常年平均气温比唐代低2-3℃，特别是在一次寒潮袭击下，众多茶树受到冻害，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生产贡茶的任务南移。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为了“取象于龙风，以别庶饮，由此人贡”，派遣官员到建安北苑专门监制”龙风茶”。龙凤茶是用定型模具压制茶膏并刻上龙、凤、花、草图案的一种饼茶。压模成型的茶饼上有龙凤的造型。龙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吉祥之物。因而龙凤茶就不同于一般的茶，从而显示了皇帝的尊贵和皇室与贫民区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

宋代创制的“龙凤茶”，把我国古代蒸青团茶的制作工艺推向一个历史高峰，拓宽了茶的审美范围，即由对色、香、味的品尝，扩展到对形的欣赏，为后代茶叶形制艺术发展，奠定了审美基础。现今云南产的“圆茶”、“七子饼茶”之类和旧中国一些茶店里还能见到的“龙团”“凤髓”的名茶招牌，就是沿袭宋代“龙凤茶”而遗留的一些痕迹。

二是“斗茶”习俗的形成和“分茶”技艺的出现。

“斗茶”又称“茗战”。就是品茗比赛，把茶叶质量的评比当作一场战斗来对待。由于官廷、寺庙、文人聚会中茶宴的逐步盛行，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博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范忡淹描写“茗战”的情况说：“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还普及到民间，唐庚《斗茶记》记其事说：“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於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

宋代还流行一种技巧性很高的烹茶技艺，叫做分茶。宋代陶谷《清异录•百茶戏》中说：“近世有下汤适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玩这种游艺时，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这时盏面上的汤纹就会幻变出各种图样来，犹如一幅幅水墨画，所以有“水丹青”之称。

斗茶和分茶在点茶技艺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就其性质而言，斗茶是一种茶俗，分茶则主要是茶艺，两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都体现了茶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

三是茶馆的兴盛。

茶馆，又叫茶楼、茶亭，茶肆、茶坊、茶室、茶居等，简而言之，是以营业为目的，供客人饮茶的场所。唐代是茶馆的形成期，宋代则是茶馆的兴盛期。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茶馆、茶楼也迅速发展和繁荣。京城汴京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交通要道，当时茶坊鳞次栉比，尤以闹市和居民集中地为盛。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遇迫之，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茶馆有盛无衰，“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采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梦粱录》卷十三《铺席》)。《都城纪胜)说城内的茶坊很考究，文化气氛浓郁，室内“张挂名人书画”，供人消遣。《梦梁录》中也说“今杭城茶肆亦……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茶坊里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鼓汤;暑月添卖雪泡海花酒。

大城市里茶馆兴隆，山乡集镇的茶店茶馆也遍地皆是，只是设施比较简陋。它们或设在山镇，或设于水乡，凡有人群处，必有茶馆。南宋洪迈写的《夷坚志》中，提到茶肆多达百余处，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馆逐渐兴盛起来，茶馆文化也日益发达。

宋代文人著诗文歌吟茶事数量也众多，茶诗文中有涉及对茶政批判的，也有对茶艺、茶道进行细腻人微描写的。宋代的茶学专著也比较多，有25部，比唐代多1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