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茶业50年的回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45年起，我先后在江苏灌云县板浦中学读初中、上海复旦中学读高中，1952年我从复旦大学农学院茶科毕业后从事茶业，与茶结缘。我从事茶业逾50年，备尝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现在是回甘人生。

195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统一分配下，我来到了中南区茶叶公司(武汉)技术室工作。上岗不久即同公司领导陪前苏联茶叶专家贝可夫等到中南区公司所属的茶区实地考察，获得许多感性知识，并经常下到产销茶第一线从事技术工作，为从事茶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记得当时陪同贝可夫等三位前苏联茶叶专家来武汉的主要有中央外贸部处长李沧、中央农业部高级农艺师沈其铸，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胡浩川，总技师助理王郁风，我是随同所在的中南区茶叶公司叶声经理、冯绍裘技师去湖南、江西，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杨开智(毛泽东主席夫人杨开慧烈士的胞兄)加入，我们一行从湖南益阳坐船到安化、新化茶区，途中杨开智先生向我谈到毛主席很重视茶业，常问他茶事。最近，我和王郁风先生谈到当时的人和事感慨万端。

1954年，我奉派到中国进出口公司香港代理处——华润公司和德信行公司出口部茶叶组主办茶叶经贸业务，主要是开拓香港、澳门及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茶叶市场开发，逐步掌握了茶叶经贸实务的技能。

在香港从事茶业工作有十多年，留下较深刻记忆的是，我曾经办理普洱茶业务，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香港兴起了“普洱茶热”，我身历其境，耳闻目睹了香港茶商泼水渥堆普洱茶，亲身体验到普洱茶越销越多，并向我国台湾省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扩销。

1965年我从香港奉调回内地，脱下西装即下到农村，调到广东英德茶场、中南茶叶研究所(设在英德茶场)。在英德茶场的十年里，适逢“文化大革命”。茶场生产、科研陷入瘫痪，不过，我的“下放劳动”多是与茶场(厂)工人和知青在茶园、茶厂跟班劳动，对我掌握茶叶生产技术无疑是有好处的。

1975年由英德茶场调到华南农业大学任教，1985年我率先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开出“茶叶贸易学”新课，并在茶叶经贸方面多有建树。我以产、学、研、贸相结合，并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从事著、论、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100万字。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1978年给我的信中认为，我在复旦大学茶科毕业后又在茶叶生产、贸易单位从事20多年的实际工作，是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茶学)师资中罕见的人才，鼓励我发挥所长。

我除了经常参加国内的茶事会议或活动外，还应邀出国考察和讲学。

1991年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茶叶官员到斯里兰卡、泰国考察，1993年参加印度尼西亚“饮茶与人体健康和社会效益”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到澳大利亚考察茶叶市场，2002年到日本参加“中国乌龙茶专题研讨会”。

在日本停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印象较深的是在东京举办的“中国乌龙茶专题演讲会”的晚宴上，日本茶界人士纷纷向中国专家提问，其中日本红茶协会名誉顾问，年过80岁的山田明老先生提出：“中国名茶祁门红茶的高香是否用一种木材烟味熏出来的?”此问题由我当场作答。我阐明：祁红高香是其品种固有和精湛的加工技术所致，不是用木材烟熏，他所指的烟熏茶，是福建崇安县产的“正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也是中国名茶，他当时说：日本红茶协会在日本中学教科书里对中国红茶的科普知识，有误导，他表示：“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在今后日本茶界里，有关正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能起很大作用。”

丁俊之简历

江苏连云港人，1952年毕业于国立复旦大学农学院茶专科后，从事茶业已50年，曾在茶叶生产、贸易、科研、教育单位工作，对茶叶产、制、销的专业知识全面、扎实，个人著、论、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表的超过100万字。其学术代表作以中、英、日、法、印尼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1991年曾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茶叶司官员赴斯里兰卡考察红茶加工技术及贸易。原任华南农业大学茶叶加工贸易教研室主任、茶叶贸易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茶叶科学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中华茶人联谊会高级顾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未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当代茶圣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日本中国茶协会顾问等职。其研究方法和教学、科研成果，推动了茶业的发展，成为中国茶叶学科带头人之一。根据其学术水平、科研成果和工作成就，特别是其成功地运用交叉科学于茶业领域，美国世界名人研究院(ABI)授予其“世界名人”称号，之后又被评选为“二十一世纪有杰出成就人物”而荣获“2000年荣誉金奖章”。

发表过《论茶在当代饮料中的地位和大趋势》、《新世纪的饮料将是茶的世界——我们应改变热饮的单一方式加快改革步伐》、《修正“洗茶”至关重要——莫把茶俗中的陋习、茶艺中的积弊，“洗茶”当茶艺规范》、《中国茶品牌之道》等重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