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门的打开和中外茶产业交流的推进，中国老百姓的目光也投向了世界。外国茶业状况如何？外国朋友有什么样的饮茶习惯？他们对茶文化又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报今年打算开办一个新栏目——外交使节谈茶。想请一些产茶国及茶叶消费国的中国驻外或外国驻华的使节来谈谈他们对茶的亲身感受，并介绍一下外国茶产业的特点和动态，以增进中外茶人的友谊，促进中外茶叶的技术交流和商品流通。

听到这个消息，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刘崇礼当即表示举双手赞成：“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茶文化友好交流，为中国读者打开世界之窗，让大家共享世界茶文化资源，共同感受其中的情趣，这个动议非常好，我要立即请示基金会理事长关博文先生，争取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由我们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来协办这个栏目。”

强烈的反差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全国赫赫有名，创建于1981年，也是本报最早的理事会成员之一，刘老是该基金会惟一从成立到现在还在基金会工作的老人。多年来，该基金会一直热心关注我国茶界的发展,积极支持业内各类茶事活动。仅近三年，记者在大大小小的茶事活动中就见过刘老不下20次。

刘老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参与茶事活动？是什么在支持着他？也许有人会想该基金会有资金，刘老是实权派，可以自由支配资金，其实不然。

当亲眼看到刘老的办公环境和刘老的做事态度时，记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菜厂胡同58号的一座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的办公楼内，设在四层的基金会办公室要徒步爬上去，一个小伙子上去都会气喘吁吁，对这位高龄老人来说，每天要走几趟，难度可想而知！同办公室的小张说，刘老事必躬亲，一定坚持每天必来上班，从他家到办公室要倒换三回公交汽车。“打的？”“贵！不干”。“基金会的钱不可以随便花！”刘老非常自然地脱口而出。采访中刘老顺手递过一份基金会的总结报告，记者翻了翻，前后页文字连接不上，仔细一看，原来是用一些废纸的背面打印的。刘老对自己如此节俭苛刻，对人却又那么热心资助、非常宽容，这样强烈的反差，真有些令人“眼晕”了。

基金会的历程

“基金会的钱是专门用于支持那些业内需要资助的事业的。”刘老介绍：“基金会是由香港爱国侨胞关奋发先生及其长孙关博文先生倡议并捐款设立的。关奋发老先生13岁开始在福建武夷山做茶，后到东南亚经营茶叶，抗战期间茶叶出口受阻便改做房地产生意，业绩恢弘。关老先生发家后饮水思源，不忘祖国，故乡茶情一直萦绕于心，总想找机会报答祖国。上世纪80年代，看到我国大陆茶叶总产量小、品质低、售价不高、急需改进时，非常担忧。立即找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希望为大陆茶产业投些资，成立一个科研单位，对祖国茶产业做些贡献。后经国务院研究批准，由关先生注入资金，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对外贸易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姚依林、王岐山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并接见了全体理事。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林修德任第一届理事长，对茶叶生产、加工、出口等方面进行扶持，并对在茶叶各方面作出显著成绩者进行奖励和资助。”

从1981年到现在，25年来，基金会的发展遇到了不少沟沟坎坎。刘老在工作上，一直是兢兢业业，悉心维护基金会的声誉并为茶业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深入基层，积极调查资助项目，将这笔资金用在了许多关键的项目上。刘老掰着手指细数，为此他去过云南、四川、福建、湖南等省都在十几次以上，跑遍了祖国的产茶区。

置身于茶叶

为什么刘老对茶事这么上心，其实刘老是个老茶人了，他从事茶行已有50多年的历史，他爱茶，与茶“鱼水不分”了。

1953年，刚刚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的刘崇礼，就被分配到外贸部物价局当秘书，后来又做茶叶、苹果等农副土产品的价格调查工作。特别是下放劳动锻炼期间，他从种茶起，到采茶、制茶，足足在安徽祁门实习了一年，对茶叶的种植、加工过程非常熟悉。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总是“上山下乡”，围着茶叶收购、加工、价格转。通过实地调查，对当时的化肥、农药使用情况一清二楚，货源在哪儿、质量情况如何、价位多高，心中非常有数，他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

“这样长期在外家庭怎么办？”“没有办法，这是工作，家庭有困难只能自己克服或请老人帮帮忙。”刘老说：“虽然当时失去了很多，但那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想做个好职工，要进步。毛主席教导要‘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党员就要讲求奉献。”在刘老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对茶叶很重视，刘老经常陪同国务院财办副主任魏今非、外贸组组长安光荫、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雷任民、付生麟等领导深入产区进行调查研究，通宵达旦地整理材料，书写报告。虽然很辛苦，但每当完成一个任务后，自己觉得很愉快。

那么，现在对当初近乎有些“愚”的做法后悔吗？刘老不觉得有什么不值，看来这一代人形成的东西是难以改变了。从参与创建基金会起，到为福建、湖北茶区希望小学投资盖校舍，为浙江、安徽、福建、华南、湖南五所农业大学茶学系优秀学生设奖学金，为大红袍无性繁殖科研攻关设立奖励基金，为对出口茶叶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上海口岸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到近年来对茶人聚会、茶事研讨会、茶书出版予以支持，刘老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用足了心思，乐此不疲。他说：“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把事做好。我这个人，只要工作就心情愉快！”

做事先做人

话说回来，是不是基金会有的是钱，不愁花呢？有关规章规定，基金会的资金不允许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事情，这就意味着除了把钱放在银行里，这笔钱就不会再生大钱了。这么多的资助项目，一个劲地支出，不注入新的资金很快就会花光的。怎么办呢？刘老不虚多年积淀下的研究价格的功底，他在研究茶叶价格的同时也研究起银行利息的升降规律与存款方式的优劣，找到最佳方案获取了最优利息，为基金会获得了宝贵的增值、保值基金。他的做法和对基金会的忠诚令远在香港的捐款人关先生都特别感动。关先生十分欣慰，有这样一位好的管理者帮他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有这样一位忠厚的老人热衷于茶的事业！关先生怕刘老太辛苦，要给他买一辆小汽车，刘老坚持不要，他说基金会的钱一定要用在助茶事业上，直到前几年还骑着自行车上班。中国社会科学院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陆尧先生戏说刘老是骑自行车的秘书长。

不得不感慨，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人们都在追求时尚和现代化，享受享受并不为过，刘老却抱着老传统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他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吗？不是的，这位可敬的老人，有一颗乐茶界而乐的博爱之心，有一个茶人具备的平静心态，有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

采访中刘老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藻，没有一句炫耀自己的话。不过，有侧面反应，原先的农大优秀生，后来遇到刘老时说：“我曾得到过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也有人说：“奖励名单上有我，后来却因为基金会被冻结了，没有拿到钱。”一位老茶农记得刘老，刘老与他一起上过茶山，刘老的脚印留在了茶区。当然，记者本人更敬重刘老，近年来他在各茶事活动中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形象，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他因为茶事而快乐，而精神振奋；他对茶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今年春节在更香茶楼的“首都茶界迎新春联欢会”上他唱起山西梆子、在茶马驿站与来自云南茶区的佤族姑娘小伙共舞，都在说明他的心很年轻，与茶一样清纯。他眼中的中国茶业大有可为，他对茶业很有信心。

现在，刘老的视线又瞄准了世界，他要让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外茶叶互动的舞台上再做一件好事，让中国老百姓尽情领略世界茶业之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