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一次关于现代茶业发展的研讨会上，来自台湾惠美寿茶业有限公司的黄正敏先生，回顾15年前的茶叶外贸经历时，感慨道：“我们更羡慕大陆茶行销得更有组织、有实力。”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茶叶出口业务几乎全由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中茶公司）负责，而时任中茶公司总经理的正是觉农勋章获得者施云清先生。

1950自复旦大学茶学专业毕业后，施云清就走上了从事茶业的人生道路。由于表现突出，1955年他又被选派去北京外贸学院学习，成为国家定点培养的茶叶外贸专业人才，从此，一生从事茶叶外贸工作。

复旦大学是一所拥有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气氛的高校，遵循它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以及茶学专业的创办人吴觉农先生提出的“复兴华茶”的口号，施云清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从读书期间就立下了为中国茶业复兴而贡献力量的志向，并将这一志向从复旦大学带到了工作岗位。

1956年，结婚刚刚两个月的施云清，就被派往了非洲大陆上第一个也是刚刚和我国建交的埃及工作。那时，正处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期，埃及上下弥漫着紧张的空气，西方国家封锁了埃及的对外贸易，当时，埃及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茶叶供给严重不足，施云清和他所在工作组负责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埃及对茶叶需求情况，并将情况反馈给国内，以便积极组织货源，以茶叶支援埃及人民。有统计资料显示，1954年，中国出口埃及的茶叶只有几十吨，通过施云清他们的努力，建交后，我国对埃及的茶叶出口迅速达到了900吨。这一举措，不仅是在埃及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为中埃甚至中非友谊播下了种子；同时，也为中国茶叶走进非洲，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是茶人的印象里，中国只是个茶叶出口国，并没有进口业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但是，做茶叶外贸工作的施云清却先后被派往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从事茶叶进口工作。原来，在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很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贸关系，为了实现贸易平衡，中国也开始从一些国家进口茶叶。比如斯里兰卡，我们向他们出口大米，他们缺少外汇用于支付，我们对他们进行照顾，进口他们的茶叶，通过以货易货的形式，实现贸易的平衡。

1965年，施云清被派往来斯里兰卡。那时候，我国派出的驻往商贸小组通常都是3人一组，但是，看中施云清的出色工作能力，这一次，领导派出的小组里只有他一个人。来到斯里兰卡后，施云清联系中国大使馆、寻找办公地点、拜访斯里兰卡相关政府机构和茶叶企业，把这个“一人小组”安顿下来，接洽好了各方面关系之后，正式的业务工作也展开了。

斯里兰卡的茶叶主要通过拍卖市场进行交易。施云清来到当地的拍卖市场，观察别人的操作方式，同时也结交了一些经纪人，并在实际的考察和观察中，发现了少数茶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伎俩。因此，他在把采购茶叶类别、价位交代给不同的经纪人后，常常还是会早上两三点钟就出现在了茶厂的加工车间，亲自前往一些茶厂抽查茶叶质量。强烈的责任心，让施云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他细致、严谨的监督下，我国从斯里兰卡进口的2000吨茶叶中，没有一批出现问题。同样，上世纪80年代，经他手，从孟加拉国进口的2000吨茶叶中，也是全部合格。先付10%的订金，我方要派人前往茶叶出口生产点抽检，要有国际认证机构检测，到岸后我方再进行检测……签订合同时一系列看似苛刻的条件，既规范了出口企业的生产，保证了我们的利益，也为我国与其他国家茶叶贸易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茶迅速打开了欧洲市场，但是国内的产量却跟不上。受到利益的驱使，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弄到中国茶。多头供货，不仅使茶价混乱，也使得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中国茶的出口和声誉。1980年出口量曾达到3900吨，1981年则降到了2100吨。为了规范中国茶在欧洲市场上的贸易渠道，这个时候，施云清又被派往了法国，并与当地资本合资成立了一家主营香料和茶的贸易公司，他任中方总经理。来到法国后，施云清先是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然后，迅速培养了一批经营中国茶的客户，作为中国茶在欧洲的一级代理商，所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只交给他们，其他商贩则要从他们手上购进中国茶，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中方规定的代理量和其他代理义务。方法虽然并不复杂，但是效果却非常明显，经过这番整治，中国输欧茶叶在1985年迅速恢复到了5000吨的水平。2008年3月，一条喜讯从法国传来，法国华人陈文雄被选为巴黎第13区副区长，成为巴黎首位华人副区长，而他的父亲陈顺源正是以经营中国茶起家的，当年施云清驻守巴黎的时候，两人就相互帮助，共同推广中国茶，成为了好朋友。

施云清被派往国外，主要的工作是茶叶贸易，他也确实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比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处工作，成功开拓了当地的花茶市场，签订了30吨的花茶出口协议；中美建交后，作为第一次访美土畜贸易小组成员，他和他的同事敏锐地发现了美国市场对速溶茶原料绿茶的需求，并在之后的工作中积极开拓，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每年对美国出口2万吨。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处在西方封锁之下，难以获取茶叶加工的新技术。但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丰富的茶叶知识，让施云清不止于做贸易，而是总能“意外”地发现国内需要的技术，在外驻斯里兰卡期间，他就用相机从多角度拍下了茶叶加工机器转子机，为国内研究开发相应产品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举措却被视为“崇洋媚外”，好在驻外期间，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1976年“文革”一结束，所有的批判就烟消云散了。

长期的外贸工作，让施云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发展中国茶业就不能不推广中国茶文化。为了展示并推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1989年，身为中茶公司总经理的施云清和当时在北京的几个茶叶主管单位，商议决定筹办一次“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邀请海内外茶人、茶厂和茶商参加。1989年9月10日，展示周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人大的两位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及其他领导为大会剪彩。港台地区茶人应邀参加,海外则有美、英、法、日、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书画名家赵朴初、启功、爱新觉罗·溥杰、董寿平、唐云、刘炳森等人都为展示会泼墨。展示周期间，参观人数达数万之众，达成了大量交易，其中签订茶叶出口合同数千万美元。堪称当时茶界的一大盛事。

10月28日，吴觉农在北京逝世，茶界陷入沉痛之中。而不久之后，关于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的数据又让茶人们感到无比的欣慰。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为20.45万吨，创汇4.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茶叶出口大国。在世界茶业出口大国的竞争中，20世纪初，印度和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量相继超过中国，经几十年的奋起直追，1989年中国终于超过了斯里兰卡，这是全国茶人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时任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施云清的一份贡献，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感慨道：“告慰吴老在天之灵，我有幸参与这一关键时刻。此来之不易的时刻，凝结了几代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

关于施云清的茶事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所有这些都无不包含了他对复兴中国茶叶的远大抱负，无不体现着吴觉农倡导的“茶人精神”。如果要给他的从茶经历做个总结，也许《世界茶产业100年》关于他任中茶公司总经理那个时代的评价，也能反映一些他的贡献吧：“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茶业取得辉煌成就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