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淘乃淘罾车等，口殳尽狂涉鸽到舍”  （违数）

--回忆爷爷的好友钱梁先生

我与钱梁，钱伯伯相识是在1979年的春天。他与陈君鹏先生帮助爷爷撰写“茶经述评》在我家住了很久。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钱伯伯在我家二楼阳台间，在暖暖地晨光里，裁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读书的情景和他与奶奶坐在长沙发上一面聊天，一面缠毛线团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

（一）

钱伯伯在我家不是客人，而是家里的大阿哥。钱伯伯叫奶奶 “姆嬷”，爷爷“伯伯”。记得那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都很固执，有时争执起来，谁也不让谁。钱伯伯好像他比奶奶爷爷的四个儿女都更了解他们，最会息事宁人，他讲话爷爷、奶奶都听得进，他一劝，奶奶爷爷也就不争了。爷爷曾说，上虞丰惠镇上的钱家和吴家到了梦得（钱伯伯的小名）这一代已经是三代的友谊了。梦得出生的时候，爷爷正好回家看母亲，还抱过他。

钱伯伯的兴趣广泛，喜欢文学和音乐，精通俄文和英文。他说，他的英文和俄文都是在年轻时读文学作品原著读出来的。 我那时在上大学，课余特别喜欢读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 有一天，钱伯伯看到我在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他对我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精彩，读上就放不下。多少年前，我也是因为通宵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第二天早晨去商检局上班，与你爷爷学审评茶的时候不专心，大打哈欠，还把审评干茶的杯碟放错了号，被你爷爷好好吃了一顿“上活”（上海话的骂了一顿）从此乖了。”

钱伯伯说，在去商检局之前，他一直用的是钱梦得这个名子，钱樑还是我爷爷给起的。 1935年他高中毕业，找不到工作，是爷爷把他招进了上海商品检验局 。在他进沪江大学读商业时，为他改名叫钱樑。 他刚到商检局时，爷爷是他的茶的启蒙老师。 那一次，爷爷对他说，不要小看茶叶这一行，学问很大内容很多，就是审评这一项也要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 钱伯伯说爷爷平时和对他很照顾和关心，和蔼亲切，但对待工作上却是一丝不苟，批评他挺严厉的，有一次，他真的怕了，还躲到我奶奶的身后。 但天长日久他与爷爷在一起，也就养成了这种认真和对茶从栽培到贸易都感兴趣的习惯。

钱伯伯给我讲过不少他与爷爷在一起经历。 他为我描述了一位年青，有理想，百折不挠，对人热情宽厚的爷爷 。 钱伯伯说，爷爷、奶奶对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在和爷爷一起在东南为茶业奔走，在危难之时，爷爷总是先想到保护他，照顾他，后想到自己。奶奶在家里管着他的冷暖和温饱，不仅帮他补衣补鞋，每次家里做了好菜，特别是绍兴，上虞菜总是留给他。

奶奶也曾告诉过我，梦得从1935年一直和爷爷在一起。 四十年代他和爷爷在外面叔侄相称，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比叔侄还要近。 他先在商检局，后来在国民政府的贸易委员会，为茶叶出口换回抗战物资到处奔走。1940年在香港富华公司，他只有二十三岁，在那里作技术专员，就在那里独挡一面地做对苏贸易。

1941年春在东南收购茶叶， 浙江中茶的人都推他浙茶收购工作的总指挥，当时梦得以专员的身分，到各地去指导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出这样的情况：人们心目中的钱专员应该是很有阅历的人，所以 当身着藏青中式衣裤，头戴一顶方格呢鸭舌帽的钱樑出现的时候， 他们会问钱樑先生：“钱专员什么时候到？”当钱樑先生告诉他们他就是钱专员时，他们还常常会说：“小老倌，还是不要讲笑话吧。”

那一年里，全国各茶区来往的茶人们来北京都会来看望爷爷，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来我家的王泽农爷爷称钱伯伯樑兄。我问王爷爷:“你比钱伯伯年纪大，我叫你王爷爷，可你为什么称他樑兄呢？”王爷爷笑着说：“这是在福建企山茶场时，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他。他不僅茶的知识广，从评茶到贸易，样样熟悉，而且关心照顾研究所的每个人。1942年的夏天，我们分住武夷的各个山岩上，做调研，每次路经广陵岩他都会用茶水招待我们，饿了还有饭菜，为我们想得可周到”。

在我家时，钱伯伯常绘声绘色地讲起三十年代他和爷爷历险的经历，讲起他四十年代在香港和我家人一起出游的情形，讲起五十年代他在上海的生活工作的小插曲，但他几乎从不提起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

只是有一次，我记得朱刚夫先生来家里看他，他才对刚夫先生讲起了他在1965年从监狱里放出来后的经历。朱刚夫先生是钱伯伯的好朋友，他们在四十年代曾在东南茶业改良场工作, 后来在福建的崇安又在一起，1946年之后在上海也有往来。

那天，钱伯伯提起一位他与朱刚夫先生都熟悉的捷克作家卡夫卡。刚夫先生三十年代在德国留学时，最欣赏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他知道钱伯伯喜欢文学，英文又好，就把卡夫卡的作品的英文译本介绍给他。1947年在离开上海去台湾时，曾把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送给他读。 钱伯伯对朱刚夫先生讲起了他在外贸局、法院、纸盒厂、上海茶业之间奔波，希望弄清自己被关进监狱的真正原因，才体会卡夫卡主人公 K 那种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遭遇。钱伯伯说：“那真是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 ’的经历啊”。说完自己笑了起来，性情豪爽的朱刚夫先生却没有笑，只是跟着钱伯伯不断地摇头。那次，钱伯伯笑出了眼泪，很多的眼泪。

我那时还没读过《审判》 ，钱伯伯告诉我，卡夫卡的主人公K ，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年轻银行家，有一天突然被捕了，他自信是一个误会，他是无辜的。但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弄不清谁在起诉他，为什么原因起诉他，他的“罪行” 是什么，那个社会的官僚机构如同一张无形的法网把他紧紧地罩住。一年之后，就在K将满三十一岁的前一天，被默默地残杀了。钱伯伯对我说，“多亏了粉碎‘四人帮’，我的结局比K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我只不过坐了几年牢而已。”我这才知道钱伯伯曾进过监狱。

很多年后，去卡夫卡的家乡布拉格时读了他的小说《审判》我又记起了那一次钱伯伯对朱伯伯说的话。然而只有对钱伯伯在六七十年代的遭遇有所了解的今天，我才能体会得到钱伯伯的"卡夫卡"感受。

（二）

近年来，我走访了钱伯伯的朋友何耀曾、尹在继、庄雪岚、郭柽、陈舜年、王家斌等老师，也多次去访钱伯伯的家人，又根据我姑姑们的回忆和奶奶多年前的回忆，勾出了钱伯伯十八年遭遇的一个轮廓。

1950年1月中茶公司在北京成立，爷爷请钱伯伯到在北京做业务处副处长，胡浩川先生的副手。但他接到了上海中茶的王泽农和刘润涛先生的信，请钱伯伯回上海。上海是中国茶出口最重要的口岸，管辖东南浙、皖、闽、苏，鲁五个茶区，急需钱伯伯这样大刀阔斧、能独当几面的人才来参加。钱伯伯了解华东中茶的重要，虽然他在上海公司的职务比北京的要低，是科级，但并不在意，就在那年的四月急忙赶回到上海。

在上海，先是王泽农先生，后是于宝森先生做华东区中茶公司的经理，刘润涛先生是副理，钱伯伯是技术科长。他们对钱伯伯很熟悉。特别是王爷爷和刘润涛先生是钱伯伯多年的朋友，在中茶、在复旦大学一起工作过，他们与钱伯伯一拍即合，对他很信任和支持。1950年底，复旦招生，王泽农先生走了，不久，刘润涛先生也去了北京，1953年，当于宝森先生离开上海之后，上海茶叶公司被不懂业务的老干部接手了。

在一开始，钱伯伯与老干部的矛盾只是在业务上管理上的想法不同：钱伯伯在技术科做科长时，他要求科里的人不仅要成为茶叶专家，不仅要懂东南五省的茶，而且要懂外贸，要了解日本、斯里兰卡和印度茶，而领导老干部把这当成钱伯伯以技术压政治、走白专之路的证据。在出口科做科长的时候，钱伯伯认为出口科签的合同只是第一步，不折不扣地履行合同，才能保证茶叶公司的信誉和进一步扩大业务。他对履行合同的茶叶质量到包装、运输都认真过问。领导老干部认为他是有野心，要揽权。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领导业务，大抓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候，钱伯伯与老干部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钱伯伯待人诚恳，不会察颜观色，更不能容忍不懂业务、指手画脚的指挥和人浮于事，讲讲空话的“领导”，所以他在会上常常因为工作与这位领导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果这位党总支书记恼羞成怒，自1956年之后，先一步步地把在钱伯伯周围的过去中茶、复旦的茶叶专业人员一个个地调走，终于在1960年以“泄密、里通外国”的罪名，将钱伯伯送进了监狱，名日“隔离审查”。

所谓泄密的罪行，起因于钱梁先生谈判下与英国驻香港的怡和洋行在1959年所签的红茶合同。有两种说法，听钱伯伯的家人说钱伯伯为了扩大红茶出口英国，日以继夜地工作，与英商谈判，终于把合同签下来了，上海外贸局还为此获奖。但茶叶公司的领导人却说他：“经济上胜利了，而在政治上失败了。”因为这个英国公司与台湾有贸易，所以以钱伯伯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而近来据尹在继伯伯的回忆，好像是因为在钱伯伯与怡和洋行签约的当天，北京总公司来电文说不与以下的商行做买卖了，怡和洋行也在其中。而钱伯伯的约是上午签的，下午北京的公文才到。

钱伯伯在监狱里一审就是五年半。出来之后，他与家里人都不谈监狱里的经历，怕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伤心。当家里人看到了他手腕上的伤痕，问他怎样来的，他说是因为他拒绝承认所谓“泄密”罪，手被反铐，所以他的手臂只要动一动，腕上的皮就在手铐上磨，被磨得鲜血淋淋，留下的伤疤。钱伯伯的女儿谷子姐姐还告诉我说，在监狱里，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他的牙齿都掉了。    在钱伯伯被关的期间，他家的儿女在社会上被岐视。他的大女儿谷华很有艺术才能，喜欢绘画，1962年考上了美术学院，但“政审”通不过，最后到新疆去支边。钱伯伯自己在监狱里受了多少磨难，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当他的妻子来探监时告诉他谷华去了新疆的消息，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