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振，茶史专家。长期从事茶史研究，论证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为发掘和整理我国茶史文献，推进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朱自振，笔名史念书、史正、史茶，1934年旧历十二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即今武进市)三井乡长沟村。

朱自振随父亲到昆山中学读书。

1950年3月，朱自振参军正是当年一度隐蔽他家的地下党干部推荐的结果。在部队，朱自振担任文化教员，两次荣获三等功。但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

于1954年10月获得批准复员，并在寒假之后赴常州母校插班补习高中课程。当年，朱自振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农业史及中国茶叶史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编纂完成《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朱自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所属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该研究室主任万国鼎教授当时已届花甲之年。他觉得朱自振在工作上踏实，富有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便与之作了几次长谈，便把珍藏的一些茶史着作，以及所撰写的茶学论文，一一推荐给他，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熟悉并钻研茶史。

在万国鼎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朱自振在茶史探索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协助另一位茶史研究专家陈祖架，共同核实、补抄地方志史籍，并且从中熟悉和搜集有关茶史资料。后来，万国鼎教授分配他们俩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个重任，即整理和编撰《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茶史研究课题是1962年在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时，由出席会议的万国鼎提出，获得批准而后正式下达的。

说来事也凑巧。万国鼎在京出席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同时，朱自振和陈祖架正好出差到北京图书馆检索、核对地方志资料。会议一结束，万国鼎便向他们传达了会议审定农史课题的有关情况，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之方案分上编与下编两个课题，并说上编由陈祖架、朱自振主持编撰，下编则由朱自振、陈祖架主持编撰，两人既协力合作又各有侧重。当时陈祖架年纪比朱自振大得多，这样的安排，便于以老带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实行“传帮带”，同时也表明，万国鼎对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这项事业上所寄予的厚望。

朱自振与陈祖架凭借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地方志的过程，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茶史资料的线索，提出如果将其一一查抄下来，荟成专册，对于茶史研究工作来说则裨益不浅。这个设想得到万国鼎教授的同意。于是两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几家大图书馆呆了下来，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朱自振没早没晚都扑在茶史资料的抄录上，每天一早出门奔往图书馆，抄一个上午，中午只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点面条，下午再继续抄，晚上在招待所还要忙碌两三个小时。如此加班加点检索和抄录茶史资料，自然收获颇丰，但他双腿双脚的浮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他只顾埋头苦干，把养病与休息置之度外。尤其叫人惊异的则是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情形。这里书库的调书，搬进搬出工作量很大，而朱自振一个人实在担负不起。该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就照顾他直接进库查抄资料。图书馆每天午休都要闭馆，朱自振想这午休两个小时若能利用起来，不就可查抄好多茶史资料吗?他就找有关领导商量，取得特许，继续留在书库赶抄茶史资料。这样他每天带点干粮，喝点自来水，照例被“锁”在书库内。前后被“锁”了一个多月，朱自振胃炎发作，头昏眼花，不时还会恶心、呕吐，可是他感到最大的欣慰，则是茶史资料取得了意外收获。

完成北京查抄茶史资料后，接着先后辗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从这些地方的地方志藏书中，查抄到更为丰富的茶史资料。直到1963年5月前后，茶史资料的检索和补抄工作才大体就绪。遵照万国鼎教授的指点，由陈祖架和朱自振从事《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的编撰工作，不幸就在这一年，万国鼎教授突患脑溢血辞世。朱自振则遵循万氏生前的教诲，誓愿毕生从事茶史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

就朱自振和陈祖架的愿望来说，本想用半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编就这两部茶史书稿。然而，事与愿违，1964年初春，朱自振被自然毫不例外地被遭查封之厄运。事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农业遗产研究室划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苏各地的不同农作物产区，探索农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其时，朱自振与另一位同伴撰写了《历史上苏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一文(约1万余字)，并由当时苏州地区的农业主管部门打印下发给所属的茶叶生产单位，供研究参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则又撰写了一篇《江苏茶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的专题报告文章。20世纪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调到《江苏农业科技》杂志及报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先后在《茶叶科技简报》和《中国茶叶》等杂志及报刊上发表有关茶史的文章。

世纪80年代前夕，随着农业遗产研究室被批准恢复原来体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早年送审的关于《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与下编两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补充。该书1981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员的心愿，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