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为(北京茶叶学会)

一、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是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史书记载：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庄子·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处于母系社会，由狩猎逐渐进化到畜牧和初级农业的时代就开始发现和利用茶叶了。至公元前1100年，茶在神州大地已广为人知。公元前59年已有茶叶买卖的文字记载。唐代已是“比屋皆饮”家家饮茶了。当前，茶已经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中饮用价值最高最普遍的天然饮料。有50多个国家生产茶叶，115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茶叶，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有饮茶习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89年27个主要产茶国生产茶叶245万吨。溯本求源，各国的茶树种子、茶叶名称和有关茶的文化，均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播去的。至于英语称茶为Tea，是由于中国茶叶从海上输出欧洲是从厦门开始的。厦门方言茶字发音为Te，辗转翻译的原故。茶含有11大类350多种化学成分，既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又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茶同陶瓷和丝绸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卓越贡献。二、诗歌与中国茶道的思想文化背景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大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的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对人情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出，椿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

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

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屋，断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人元稹写的一首茶诗：茶香叶嫩芽 慕诗客僧家碾雕白玉 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 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至醉后岂堪夸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日本茶道精神之一。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魏帝指魏文帝曹丕)；“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元代大臣耶律楚材，“念老”指唐代赵州高僧从念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机锋语)；“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明陈继儒)。现代文人、佛学家、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有诗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偈ji佛经中的唱词，梵语Gatha)。

诗言志，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茶道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茶经》，中国茶道的经典著述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茶经》共十章。除四章是讲茶的性状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产区分布外，其余六章全部或主要是讲煮茶技艺、要领与规范的。“四之器”详细描述了茶道所需的24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五之煮”讲烤茶要领，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怎样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华技巧；“六之饮”详细规定了饮茶应该注意的9个问题，还提出品名贵之茶每次不要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各应如何进行；“七之事”例举历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九之略”讲述在野外松间石上、清泉流水处和登山时在山洞里等不同场所进行茶道哪些器皿可以省略；“十之图”要求把《茶经》所写的茶事活动绘成图，挂在茶席一角，使参加者能在场看明白。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作者这里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的行为〖和俭朴、高尚道德的人。

与陆羽忘年交的释皎然在题为《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一首诗中两次提到了茶道一词。

此后，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饮茶”一章又写道：“有常伯熊者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从上述文献可知：是《茶经》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而释皎然和封演赋予了“茶道”名称。

《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茶文化专著，形成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代苏?0的《十六汤品》专门评论茶汤优劣；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槎音茶)则是评论煎茶用水优劣的专著；宋·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述了宋代茶道的发展情况和特点。从《大观茶论》中可以看出，宋代不再用釜煎茶，而是将碾磨好的茶叶粉末直接放在碗内，把煮沸适度的水先灌进汤瓶，然后冲入茶碗，再用一种状如小炊帚的竹制“茶筅”搅拌均匀，称为“点茶”。《大观茶论》对点茶技法做了精辟而详尽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赵佶还把茶道精神概括为“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八个字。这些内容丰富深刻的茶道专著同明清时代的茶文献一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茶文化宝库。

古代众多的茶道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国茶道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刘禹锡在一首煎茶诗中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茶便煎好了。苏东坡则更加形象地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蟹眼形容水沸时的小气泡，鱼眼指随后出现的大些的气泡)；(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为继承和发扬中国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北京茶叶学会和北京茶叶总公司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组建了供内部进行茶文化交流的《北京茶道》，以“俭、和、敬、美”为本馆精神。“俭”俭朴，返朴归真，提倡清茶一杯；“和”和平，祥和安定，和睦相处；“敬”尊敬，互敬互爱；“美”美好，提倡真善美。使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寓于茶道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