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最早是作药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茶主要用来佐餐和解渴。约在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才产生了饮茶之风。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并练就出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也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由此可见，无论是饮茶风气的形成盛行，还是茶道精神的发展深化，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了佛教茶文化，才有了中国茶文化品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和内蕴的深化。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中国化的过程中，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的禅宗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佛教学派，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而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因而，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禅宗于五代、宋初达于鼎盛，标志是五家禅的相继成立。据说禅宗初祖达摩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歧、黄龙二宗皆直接诞生于江西。“五叶”的另外两枝——云门宗和法眼宗，虽不是创建于江西，却也与江西关系密切。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在与禅宗密切联系的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它的农禅制度为佛教茶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门下的历代禅师也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广为人知的“茶禅一味”(亦称“禅茶一味”)法语的形成和流布即与江西禅宗息息相关。本文拟就江西禅宗对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奠定、精神内涵的精化以及在日本、朝鲜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论述。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 “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