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最早兴起于巴蜀，“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茶经》)，可以说中国的茶叶，最初孕育、发生、发展于南方。巴蜀有关产茶记录，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此时巴蜀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茶区，其茶为贡品之一。而巴蜀茶业在我国茶业史上突出地位，可在西汉成帝王褒的《童约》才留有记载，内有“烹茶尽具”及“武阳买茶”，这些反映的是当时成都饮茶成风，且用专门茶具和茶叶的商品化的情况。随着秦汉的统一中国，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加强，茶叶首先向东、南部传播。三国时，东吴占据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江山，这些地区是茶叶传播发展的主要地区，同时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豪门贵族。西晋时，茶叶开始在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传播,当时的《荆湖土记》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了长江中游一带已有逐渐取代巴蜀的趋势。西晋南渡，北方的豪门贵族过江来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即历史上的东晋，建康成了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由于上层崇茶成风，也进一步促进了茶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同时饮茶和茶叶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浙江茶叶已从浙西进而扩展到现在的宁波、温州、沿海地带。《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江苏常州，其好茗出宜兴。这表明在三国两晋后，茶业重心向东移的趋势。南北朝及唐中期的这段时间，南方茶叶生产饮用进一步发展，而北方也开始嗜茶成俗，《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不管茶叶产量还是制茶技术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可以说在唐代，特别是中叶后，中国茶叶生产技术中心正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而以江折茶叶最为出名。如湖州的顾渚紫笋茶，常州的阳羡茶成了贡茶。唐代政府把贡茶设在江南，又大大的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全国茶区的发展，从陆羽《茶经》及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茶区已经遍及今云南、四川、陕西、湖北、广西、贵州、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区，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相当。

从五代到宋朝初年，由于全国气候由暖转寒，江南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致使中国南方茶业比北部更加迅速发展，如欧阳修所说的，“建安三月三千里，京师三月茶”，南方的开始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茶业重心，表现在贡茶从浙江湖州的紫笋茶改为福建建安茶，说明了闽南、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的发展起来了。

通过上述，可以知道中国茶业到宋代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与现代的茶区范围相符合，以后，特别是明清，中国茶业的发展只是各地茶叶种类兴衰及制茶技术的演变过程罢了。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高度繁荣，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频繁，中国茶叶，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都是随着交流中传向世界的，早期传入的是日本，朝鲜，其后有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16世纪传至欧洲各国并传到美洲大陆。同时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罗斯，我们可以把茶叶的对外传播称为茶之路，同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一起代表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而本文所论述的浙江茶叶及茶文化在中国茶叶对外传播历史上，可以说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浙江茶叶及茶文化东传日本所做出的贡献。通过中国茶叶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浙江茶叶的高度繁荣主要是集中在唐宋时期，如茶区的扩大，名茶的出现，制茶技术的提高，茶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茶叶及茶文化东传日本，这些都是本文要论述的方面。

1. 浙江名茶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东临东海，南靠武夷山，西邻皖赣，北接苏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全省地形复杂，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多丘陵缓坡，土壤为酸性红黄壤。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型，冬季干燥少雨，夏季高温多雨，光照强烈，年平均温度为15~18摄氏度，日照1800~2100小时，平均降雨为1100~1900mm，适宜茶树种植成长。

茶叶在浙江栽植最早是三国时期，据《临海县志》引用抱扑子《园茗》记载：“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玄植茗于此”。葛玄(164-244)，字孝先，江苏句苏人。他于赤乌元年和二年(238-239)先后创建了浙江天台上上首批道观——天台法轮院、桐柏观和福圣观，由于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葛玄亦钟情于茶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和临海竹山开辟了“葛仙茶圃”(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志﹒古迹考》又据《东阳市志》记载三国吴时已产茶叶，东白山茶晋末就为人所赏识。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泉山，出[上++下舛]”，乌程县为湖州一带，据陆羽《茶经》记载唐时浙江茶区分为浙东浙西，浙西有湖州的长兴县、安吉、武康，杭州的临安、于潜、钱塘，睦州的桐庐。浙东有越州的余姚，明州(宁波)的贸ㄗ县，婺州(金华)的东阳，台州的始丰(天台)等。除了以上几个地区，另外据有关文献记载，还有温州地区的永嘉，《永嘉图志》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还有睦州的淳安，《严州府志》载：“淳安茶旧产鸠坑者佳，唐时称贡物”。可见唐宋时期浙江的茶区已经遍及全省了。

陆羽《茶经》：“茶之笋者，芋烂石泥土，长四五寸”，说明茶树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而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称号，很适合茶树的种植。浙江多山，不乏一些名山大川。在唐宋时期，浙江的名茶都是产在一些名山之中。许次纾《茶疏》中记载：“天下名山，必出名草”，杜牧出守湖州所做《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冠”，道出了浙江名茶与浙江名山秀水之间的关系。如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的浙江龙井茶，普陀山上的佛茶，天台山素有“佛国仙山”之称，天台山上主峰华顶峰出产华顶云舞茶，天下奇秀的的雁荡山“白云茶”等等都是与名山大川相伴的，下面具体介绍下唐宋时期浙江名山上出产的名茶。

天目山上的天目上茶，在唐代就相当出名，陆羽在湖州著《茶经》期间，曾与诗人皇甫曾到天目山考察，皇甫曾做了〈〈送陆鸿渐天目采茶回〉〉中写道：“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清泉。寂寂燃灯火，相思一馨声。”说明天目山茶在陆羽上山前就早已“丛生”了，陆羽在〈〈茶经〉〉中称“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同”，舒州茶为当时茶中佳品。唐后，天目山茶名气更大，北宋〈〈太平广寰宇记〉〉中称“天目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名茶”。

天台山山上群峰竟秀，山岩多姿，有诸多瀑流，溪泉，自古以来就是产茶之地，东汉末年道士葛玄已在天台山主峰华顶植茶，隋唐以来渐有名气。华顶云雾茶就是产在天台的华顶峰。唐光化年间有一名余爽的人做〈〈题瀑布诗〉〉：“九峰回合抱琼田，石蕊云英漱瀑泉。闻说丹丘从此路，玉虹艺驾上青天。”此诗寓意汉仙人丹丘子曾来此山饮茗成仙的典故。〈〈茶经〉〉八之出记载了各地茶只有“台州下”之评语。

径山上的径山茶，在唐宋时期也很闻名。径山为天目山支脉，山势雄伟峻拔位于浙江余杭境内，佛教禅寺径山寺就位于此山。径山茶区海拔上千米，岭峻峰奇，云罩雾浓，森荫蔽日，山上众泉水很多，旱不枯，雨不溢。径山茶就是径山寺僧人所种植，由于植茶、制茶，在寺里形成了饮茶风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茶茶礼。

另外唐宋时期的浙江名茶还有湖州的顾渚紫笋，绍兴的日铸茶等等。就是产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上的，长兴县三面环山，东临太湖，云雾缭绕，顾渚山所产的紫笋茶在陆羽《茶经》里被评为天下第二茶。产于绍兴会稽山上的日铸茶又叫日铸雪芽，始盛于北宋，虽没当选为贡茶，但是历代文人都为之赋诗写文。最早欧阳修的“两浙之茶，日铸第一”，又有陆游的“囊中日铸传天下”之句，由于陆游乃绍兴人，其对家乡的茶很有深情，有诗曰：“我是江南桑苎翁家，汲泉闲品故园茶，只因碧缶苍鹰爪，可芽红囊白雪芽”。

名茶常与名山名水相伴，对于饮茶之用水却也是极讲究的。明屠隆〈〈茶笺〉〉中云：“山泉为上，江水此之，如用井水，必取多波者为佳”，突出了泉水对茶的重要性。宋代王安石曾诗曰：“水与茶同香”。浙江各地有名的佳水有四处，两处是位于杭州即虎跑泉水和龙井泉，两者并称天下第三泉。“龙井虎跑水”被誉为西湖双绝，苏东坡赞叹虎跑泉“道人不惜阶前水，借天匏尊自在偿”。龙井泉是西湖风篁岭上，为一裸露的型岩溶泉，杭州西湖产茶自唐代到元代，龙井泉茶日益称著，元代虞集在游览龙井的诗中赞美龙井茶道：“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明代田艺衡〈〈煮茶小品〉〉则高度评价了龙井茶：“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品，而茶亦龙泓为最。又其上为老龙泓，寒碧倍之，其它产茶为南北绝品。第三处佳水为天台山的西南峰千丈瀑水，陆羽在天台上品泉时，评定西南(紫疑)峰千丈瀑泉为天台山水系较佳水品。第四处为桐庐严陵滩水，陆羽列其为天下第十九佳水。唐代张又新亦曾步陆羽后尘前往品鉴，过严陵滩水，他在〈〈煎茶水记〉〉中说：“及永嘉，过桐庐江，至严子陵，溪色至清，水味甚吟。家人辈用陈墨、坏茶泼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茗，不可其鲜馥也。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

随着优秀水质的发现，以及茶种植、制茶技术的提高，人们饮茶成风，这使浙江茶区在唐宋时期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也随之增加，茶叶的销售也很畅通。如唐时期，浙江的湖州成为当时茶叶市场主要集散地。到了宋代发展到了星罗棋布的状况。〈〈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徽宗时期在全国安置茶市40余所，而浙江省却占了70%，约27所，可见浙江茶叶的繁荣。茶叶的繁荣又推动了浙江饮茶风俗及茶文化的发展。

2.浙江佛教、浙江茶叶及东传日本

佛教从汉明帝传入我国千余年来已成定论，而佛教在中国流行则从南北朝开始。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又分为八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禅宗。而八大宗派中又以天台宗、禅宗势力最为强大，影响最广，特别是禅宗，自唐以来势力最盛，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天台宗提倡“止观“，“止”为静坐，“观”为深思，而禅宗也提倡静坐思维，以期大彻大悟。

魏晋时期，清淡之风盛行，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此时南北方饮茶之风盛行，特别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因为茶能益神养气，所以在生活中，他们都以茶待客。南北朝时，佛教的盛行，特别是南朝寺庙之多，可以用杜牧的两句唐诗来形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由于当时饮茶风行，这样一来饮茶也出现在佛教活动当中。饮茶被引入到佛教当中，就是从和尚坐禅开始的，因为茶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驱除睡魔，利于清心修行，这样饮茶的特殊功能引起了和尚们的浓厚兴趣，于是各地寺院开始种植茶树，讲究饮茶，饮茶之风便在各地大小寺院里流传开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茶及茶文化的发展与佛教是同步的。

唐宋时期浙江佛教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杭州地区出现了不少的佛教寺庙，杭州被称为“东南佛国”，而茶的发展也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兴盛。再加上唐代中叶陆羽的〈〈茶经〉〉问世后，更加推动了各个寺院的饮茶之风。唐宋时期，古寺名刹都悬“茶鼓”，茶鼓即寺院中召集众僧饮茶时所击的鼓。宋人林逋〈〈西湖看春日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阳楼台卓酒旗”，〈〈宋诗钞〉〉陈造诗云：“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城”，从唐宋时期来看僧人种茶饮茶之风极为普遍，与此同时在浙江的一些名山大川上的寺院里还出现了不少名茶。名茶、名山、名寺同处一地，三者看来是相得益彰。

前面提到的径山茶就是出自径山寺。径山寺，唐朝代宗大历三年(768)下诏创建。开山祖为法钦，他曾亲手植茶树数枝，后漫山遍野，所制茶鲜芳特异，称之为径山茶，由于径山寺种植茶树，又饮茶成风，在唐代出现了茶宴、茶会等饮茶风格，到了宋代随着制茶及饮茶方法的不断创新，“斗茶”也应运而生，这“斗茶”主要是品茶的种类及质量。在径山寺举办“茶会”、“茶宴”，座谈佛经，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动。径山泉清茗香，饮茶风很盛，经常举办茶会、茶宴，“斗茶”活动。后来出现了点茶法，把茶叶碾碎成粉末状，用沸水冲泡调制叫点茶，此种饮茶风格相沿了几百年，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序化的点茶、斗茶技法和“茶会”、“茶宴”礼法，而这些都是佛教的礼法。

所谓的“佛天雨露，帝苑仙浆”，这只有在天台山上才可以品尝到。表明天台山上所产茶叶之佳。这名茶就是来自天台山上的国清寺。国清寺，公元598年隋阳帝为已故高僧智凯建造的寺院，赐名为国清寺。这座隋代古刹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崇尚止观两法并重大宗教修养原则，其〈〈修习止观坐禅要法〉〉中记述智凯大师认为：“只有觉悟无常的调伏睡眠，令神气清白，念心明净”，才能“可栖心境，三味现前”。由于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功能，故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植茶极盛，国清寺内制订“茶礼”，并设“茶堂”，选派“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一时间种茶饮茶成为僧人必修课之一。熙宁四年(1074)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天台山国清寺主持僧处谦闻苏东坡来寺游览，特在佛像前表演了“茶百戏”。唐代寺僧嗜茶如命，以茶敬佛成了一种时尚，到了宋代各地名僧以茶敬佛又逐级演变为“茶百戏”，“百”者，言其多也，“茶百戏”就是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可以进行很多物像表演。正如宋人陶谷〈〈舛茗录〉〉载：“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像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天下名僧莫不以此来显示自己佛道的高深。苏东坡看了处谦和尚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大为赞叹，他在诗中说：“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处谦就此名扬海外。熙宁五年五月，日本僧人成寻，特来天台求佛法，他巡礼国清寺、华顶山后至方广寺礼拜了五百罗汉，知事僧忽然相告：供养罗汉的516杯茶均出现了八叶莲花，成寻以为罗汉应供礼拜不止。

说起天目山，也离不开天目山茶，而天目山茶更离不开天目山的古刹名僧。南北朝时，东天目山建有昭明禅寺，至今仍留有梁朝“敕赐东天目山昭明禅寺”字样，万斤钟一口，唐元和十五年(820)释明觉在西天目山开创了千顷院，寺院中的僧人，凭籍山中大树华盖，古生腐殖质肥厚，海拔适宜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栽茶，采茶，制茶，品茶，论茶。唐诗僧皎然与友陆迅，元晟饮茶天目山寺，写下了《对陆迅饮天目山茶的寄元居士晟》的茶诗，唐以后天目山茶名气更大，北宋梅尧臣则在〈〈答宣城张主薄遗鸦山茶次其韵〉〉中称：“天目犹稻麻，吴人与越人各各相斗夸”。

唐宋时期除了上述的几种名茶，还有当时的贡茶顾渚紫笋茶来自顾渚山上的吉祥寺，被陆游大加赞赏的绍兴日铸茶也是来自会稽山上的日铸寺。前面将到的几种名茶都出自寺院，这就充分说明了茶已经与佛教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茶文化因佛教的介入，而获得了发展，也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即独特的饮茶文化。

说到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是流传到中国却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佛教处于高度发展情形。由于当时唐宋的中国文化高度繁荣，吸引着四周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化的缤纷灿烂，赢得域外人士的顷慕。当时的外国留学生源源不断不断的被派遣前来学习，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而日本则是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学问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东传到了日本。一些附属于佛寺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医药、同时也包括茶叶、茶文化也一同流传到了日本。当时的浙江特别是在宋代，佛教很盛，临安(今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日本僧人一般到浙江的佛寺来求佛法。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那就是，浙江明州(今宁波)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自唐文宗开成四年(839)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的七十年间，日本商船停泊我国楚州、苏州、松江、明州台皱温州广州等十余个港口，其中以明州为最多”(〈〈中日交通史〉〉，[日本]宫泰彦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明州是唐代日本遣唐史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也是他们返日的港口。宋元时期明州海外贸易达到了繁盛阶段，除了同日本外，还有同其它地区进行通商贸易。特别是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促进了江南经济繁荣，明州港口成了海外诸国的使者商贾，侣僧等必要入境之地。正由于明州这优越的地理因素，来华的日僧到浙江来求佛法也就便利多了。这些来华日僧在浙江的一些寺庙里学习佛法同时，也学习了佛教里的茶文化，他们在回去的时候也就把茶文化带到了日本，促使了日本茶文化的兴起和日本茶道的创立。

日本茶道的思想背景是禅门思想，其礼法来源于禅门寺院清规中的茶礼，可以说日本茶道出于禅宗。茶道体现了茶禅一味，其核心是禅。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茶道来源于中国的茶道，而这些都是中日两国禅僧的功能。

日本历史上吃茶开始于729年(唐开元十七年，日本天平九年)，〈〈奥仪抄〉〉记载：四月八日，圣武天皇召五百僧人在皇宫讲〈〈大般若经〉〉4天，期间两度喝茶，以示慰问，被称为“行茶”，此时正值盛唐开元时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极盛，自然从中国传入了饮茶风尚。唐代以贡赐为主的贸易方式中，茶、绢、帛为大宗物品，很可能圣武天皇所赐茶即为“舶来品”——遣唐使所带来的礼品茶。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日本延历十三年)桓武天皇迁都山城平安京，在皇宫主殿设置茶室。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七月)日僧最澄(传教大师)与空海(弘法大师)随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史入唐从日本肥前国(今佐贺县)田浦出航，船队被风浪冲散，最澄于九月一日到达明州(今宁波)，同月二十六日到台州，上天台山国清寺，随天台宗第七代祖道邃和真觉寺和尚行满(曾为茶头)研习天台宗教义，同时接受了寺院文化的熏陶。805年5月从明州回国，除携带了128部345卷天台经典外，还带回了天台茶籽和大量团茶。归国后将种子种植在比睿山麓，此事在〈〈日吉神道秘密记〉〉有记载。806年(唐元和元年，日本天同元年)，空海又从中国传来了唐的石碾等工具(日本正史〈〈日本后记〉〉及〈〈类聚国史〉〉记载)。815年(唐永和十年，日本弘仁六年)夏四月，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滋聚韩崎的梵释寺，崇福寺，大僧都永录煎茶进献，都永忠作为入唐学僧曾在唐长安生活了几年，深受唐文化的熏陶，唐代饮茶已经普及。都永忠的煎茶供奉天皇，体现了唐代对贵客敬茶的饮茶礼仪。815年嵯峨天皇下令在畿内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国种茶，每年采茶进献，这样自弘仁年间以来，日本就有了自己的茶树和制茶业，当时日本的制茶法和饮茶方式都均是仿效唐代的，从这之后大约370余年里，由于中国晚唐五代十国战乱期间，北宋初期忙于统一大业和应付边境无力东顾，中日两国的交流就中断了，而日本茶文化发展史也出现了中断期。

在饮茶史上，有“兴于唐而盛于宋”之说，隋唐时的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很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了较大进步。此时为了改善茶叶的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的烹茶器具，论茶的专著也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与详细的论述。此时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的“吃茗粥”到了唐时人视吃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文化史上的一大飞跃。到了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了深远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调味品的。随着茶品的日益丰富一品茶的日益讲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发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茶为主趋向于以散茶为主。同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出现了点茶法，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宋代，当国内形势稳定时，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的发展，日本禅宗恢复来华参学。在这一时期，来华日僧主要是成寻、荣西、南浦昭明等几位。

成寻(1011-1081)是日本藤原时平的曾孙，自七岁时入岩仓大云寺学佛，后任该寺的主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成寻前往中国，3月15日，经明州到达杭州，成寻对宋代中国的饮茶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其日记〈〈参天台山记〉〉记录了所见的茶事。如4月6日成寻在有关衙门申请去天台山参诣时，看见走廊上有点茶，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与唐代煮茶法不同的宋代点茶法。5月13日成寻亲自到天台山国清寺，十多人来迎接他并一起喝茶。 18日，成寻登天台山最高峰看见苦竹苍郁，茶树成林。此后连日都有诸寺院僧人与成寻一起点茶。当成寻去拜见智凯大师真身时，便想留在国清寺深究佛理，地方官将此事上报朝廷，“州以闻，诏使赴阙，……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宋史》卷四十九-—《外国传.日本》)。10月15日，成寻在开封延和殿拜见宋神宗，神宗问其日本需要中国什么物品，成寻对答中有“茶碗”一项。此后成寻常来往于开封与天台，行止都有饮茶、送茶事记载。熙宁六年元月十三日，神宗遣使赐物，“蒙中使赐到上元节茶果下汤，成寻茶二斤，果子十堞”，成寻拜谢之。1081年成寻在开宝寺圆寂，未能生归日本，虽其弟子后来都归日本，但无一人声名卓著，所习宋代点茶法也因之寂寂无闻，否则宋代点茶法就会早于荣西一个世纪传到日本(〈〈日本文化小史〉〉，[日本]村井康彦著，东京，1979年)。

荣西，日本永治四年(1141)出生于备中(今日本冈山市)的吉备津神社神官之子，13岁入比睿山延历寺(今贺滋县)学天台宗，次年受戒，取名荣西。比睿山是当时日本天台宗传播佛学的最高学府，是最澄从唐代天台山国清寺学的天台宗后回国开创的寺院。自从那以后由于中国的唐末、五代战乱及宋初的不稳定，中日两国佛教就没再怎么联系过，中国的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大大的减退，为求的大陆正法，荣西多次入宋。第一次是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日本高仓天皇仁安三年四月)，在明州天童寺、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等参拜，同年回国，这此在华之行使荣西知道当时禅宗在中国很流行。在他47岁时，即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日本文治三年)再次入宋，到达了当时宋代首都临安(今杭州)，本拟上天竺(今印度)因故没能成行，乃重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为师，受传临济心印，修“看话禅”，次年随师转天童寺(今宁波市郊外)手传临济单传心印。1191 年(宋光宗绍熙二年,日本建久二年),荣西返日,正式创立了临济宗。

荣西留学浙江时，正值南宋经济以临安(今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时期，江南各地均有茶叶，饮茶风已扩展到一般的庶民，制茶饮茶到处可见，他在学禅同时，受寺院茶文化影响很大，已经形成了饮茶习惯并深谙茶的提神保健功效，因此他在研究佛学之余，以极大的兴趣埋头于茶的研究，荣西跟中国禅师学会了茶的品制技艺，不仅懂得一般茶道技术，而得到悟禅宗茶道之理。荣西禅师在天台山万年寺学佛经曾被宋皇诏至京城临安(今杭州)做求雨祈祷、显验，并在浙江余杭的径山寺举行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荣西归国，不仅带回了许多佛教经典，而且也带回了大量的茶树种籽，而且还将宋代的饮茶方法——点茶法及茶具，饮茶风俗带回了日本，进而根据宋代的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寺院饮茶礼仪。荣西传入的点茶法不同于空海传入的唐代末茶煮饮法，宋代的点茶法即末茶冲点法，饮用时先用茶勺子将已经碾成末状的茶叶放入茶碗，然后冲入开水，冲入开水时，用茶筅搅动茶汤，点好的茶汤表面上浮着一层厚厚的茶末，茶末为绿色，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自蔡襄《茶录》之后，汤色以白色为上，但入南宋之后，人们发现绿色茶味淳味长，因而饮茶实践中不再固守白色，荣西在南宋时所见到的都为绿色，故传入日本的也是绿色末茶。荣西传入的绿色末茶冲点法一直为后来形成的日本茶道所沿用。另外，荣西传入南宋的叶茶贮藏方法和贮藏器物，“南宋人们用大锡瓶罐贮藏茶叶”(赵希鹄《调燮类编》卷三)，荣西传入的叶茶瓶罐贮藏法，后来日本禅师道光(1200—1253)入宋学佛，又传回日本一种小茶罐，别称为“茶入“，二种器物皆为后来的日本茶道所沿用。小茶罐用于贮放已经碾碎的末茶，大茶罐则用来长年贮放叶茶，前者更是成为日本现代茶道中一种极为重要道具。

荣西71岁时候，1121年写了《吃茶养生记》，是日本最早的一部茶书。该书以养生为主眼，与北宋蔡襄的《茶录》、徽宗赵伎《大观茶录》风格迥异，充分反映了他对饮茶的独特认识和在中国的切身体验，《吃茶养生记》是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和日文两个版本。在其序言中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伏惟无造万像，以造人为贵也。人保期，以守命为贤。其保一期之根源，在养生。其示养生之术计可安五脏(肝心肺脾肾)。五脏中心王乎?心脏建立之方，吃茶是妙术也。…… ”书中还具体地设计了茶如何养生，这都是中国茶书从未经眼的吃茶养生论。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际朝醉酒，而剧烈头痛，筒西禅师劝其饮浓茶，将军饮茶后，头就不疼了，很快就好了，顿觉体轻神爽，对《吃茶养生记》大为赞赏。因此《吃茶养生记》一书在日本广为流传，从而使茶在日本很快流传开来，茶叶作为一般饮料，从此在日本有了推广基础，而〈〈吃茶养生记》一书后来就成为日本茶道根本，因为荣西是日本茶道真正的奠基人。他从宋代带回的宋代茶文化，使饮茶在日本得到了复兴，从而也使中断了的日本茶文化开始得到恢复发展。

在禅宗的流派中,荣西传入日本的是临济禅。此外永平道元禅师(1200—1253年)，1223年入宋，于天童寺留学，又传入了曹洞禅，曹洞禅特别重视寺内生活的“清规”。宗颐的《禅苑清规》(北宋崇宁二年(1103)序)卷一“赴茶汤”一节，详细地介绍了作为院门特有的饮茶仪礼。道元《永平清规》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辨道法”中，有“吃茶吃汤”，“赴粥饭法”，有“大坐茶汤”，“永平寺知事清规”中，则有“新到茶汤特为”等语，概括的将，其中对吃茶行茶，大坐茶汤等礼法做了规定，对日后日本茶道礼法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京都建仁寺每年四月二十日为开山始祖荣西生日举行“四头茶会”也残存古代禅院茶礼浓重的投影。这些清规体现着禅院饮茶仪礼，因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19)的参禅而得到发扬光大，从而确立了日本的茶道基础。

在来南宋的日僧中，还有一位也值得一提。他就是日本筑前崇福寺开山大[上广下心]国师南浦昭明(1235—1308)，他于1259-1260年间入宋，先在杭州净慈寺师从虚堂智愚大师学习佛法，后虚堂奉诏主持径山寺，南浦昭明也随他往径山修学。1267年，南浦昭明在参禅同时，学习了径山寺的茶礼，做为受法印证，他从虚堂禅师处得到一张台子，这张台子先在崇福寺放置，后传入京都大德寺，大德寺的梦窗国师(1276—1351)首次使用这张台子点茶，因为台子的使用是日本点茶礼仪开端的关键。另外，南浦昭明同时还将中国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为后人合并为《茶道经》，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西部文净〈〈禅与茶〉〉，淡交社，1976)。

浙江茶文化随同佛教一同传入日本是，逐渐的促使日本茶文化发展和茶道的形成。在这里有必要再谈谈位于余杭境内的径山寺。

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大批僧侣南渡。径山毗邻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先后有不少著名的禅师主持径山，使得径山寺院和僧团得到很大的发展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宋宁宗皇帝御笔赐额“兴圣万年禅寺”，自宋至元径山寺为江南禅林之冠，列当时五山十刹之首。不但国内僧侣云集，日本僧侣也纷纷冒险渡海慕名而来。

临济宗杨歧派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影响深远，他两度主持径山茶院，使径山声誉鹊起。大慧的同门虎丘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曾奉诏主持径山寺，日本禅宗圣一派开山辨圆圆儿，佛光派开山无学祖元，宗觉派开山兀庵普宁县是其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镰仓、室町时期影响很大，其弟子翁院也与1234年入宋到径山寺的无准禅师处参禅，大休林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径山寺的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浦昭明在径山万寿禅寺从虚堂智愚受法。大觉派开山兰溪道隆曾到径山参问无准师范、痴觉道冲，曹洞宗直祖道元曾到径山参问浙翁如琰，日本禅宗始祖千光派荣西和法竹派开山无本觉心都曾到过径山。

临济宗派杨歧派大师圆悟克勤(1063—1135)，虽未到过浙江，但他是径山寺第十三代主持宗杲的师父，因而与浙江也有些联系，克勤并未在宋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他在1128年写给另外一名大弟子虎丘绍窿的受法印证墨迹，在300多年后却成了日本“茶禅一味”之茶道的重要道具。克勤的这份墨迹后来传入日本大禅师一休宗纯(1394—1481)之手，一休大师又将此墨迹做为参禅印可证书传给了日本一代大茶人村田珠光(1422—1192)，珠光将其挂在自己茶室的墙壁上，终于悟出了“佛法存于茶汤”即“茶禅一味”的道理，从此日本茶道与禅宗之间有了正式的法嗣关系。“茶禅一味”的理念后来为日本茶道之集大成者千利休(1562—1592)所继承，他认为“禅师的墨迹为种种茶道具之首”(千利休〈〈南方录〉〉)。圆悟克勤的墨迹至今成为日本茶道界最高的宝物。

由上可知，径山寺是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日本的禅宗影响很深，同时也是日本茶文化茶道的根源。

日本早期茶道具中使用的茶碗是“天目山盏”，是从浙江天目山寺院中传去的。据〈〈西天目山志〉〉载：“天目盏，又名天目木叶盏，是天目山寺院中招待贵客的茶具”，日本平凡社的〈〈世界百科大辞典〉〉曰：“天目为黑色及柿色铁质釉彩陶瓷茶碗的统称，镰仓时代建久三年(1192)至元弘三年(1333)的141年间，到中国宋朝的禅僧归国时带回，始传到日本。此类茶碗，系禅僧修行也——中国天目山寺院日常使用，故称‘天目’……”。由于中国国内目前没有此类古盏，而日本倒有几只，却作为国宝放入了博物馆。

日本茶道是15世纪初，日本僧村田珠光(1423—1502)以荣西禅师的茶道教义为本，创造了“日本茶道”最初形式，到了日本安山桃山时期千利休(1522—1591)又把荣西禅师和村田珠光的茶道结合起来，开创了大众化的新茶道——“和美茶”，千利休并提出了和、敬、清、寂为茶道宗旨，倡导在幽静的茶室里主客双方互敬互爱和和气气的品尝一杯茶。

在这里就不再继续深入日本差道是如何创建的并最忠形成确立。但必须透过唐宋时期浙江佛教看到日本茶文化形成发展及茶道最初创立离不开我门那蕴涵在佛教里头的浙江茶文化，可以说日本茶道的精神，它的源头在浙江。

3.浙江地区婚俗中的茶礼

唐宋时期，浙江茶文化是个繁荣时期。这在前头已经将过。特别是余杭境内的径山寺的茶文化在宋代做为当时的最高茶文化传到了日本，发展成为响誉世界的茶道。当时佛教饮茶的兴盛，更推动了民间饮茶之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茶肆很多，我们可以从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提到的就有好几家，“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这些地方非君子所呆的地方，“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干妈妈家茶肆各一窟贵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这些茶肆是士大夫们和他们的朋友聚会场所。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之歌馆记载了清乐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等有五六家，这些茶坊颇具规模和知名度。

临安的茶肆注意内部的装饰，“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列在画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门面”让一派自然生机带入茶肆，让人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感觉。这一点可于茶道中一般在茶室里进行注意茶室的装饰是相吻和的。

临安是个不夜城，“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矣”，临安城里除了茶肆外，还有流动街头出售茶汤的，“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在临安还有两类人将茶作为谋生的手段之一，一类是“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另一类是“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物件，谓之“龊茶”。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描述，可以饮茶在南宋已经是很普遍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茶的深入民间，它在人们的生活里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男女婚姻当中，即婚俗当中茶礼的出现。茶在婚俗当中出现，在宋代就已经正式形成，并相对固定了下来，但这时的茶礼多指男方向女方求婚的聘礼。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对南宋都城临安的婚俗记载颇详：先凭媒氏往返送定帖，当安定帖送过后，双方才算定论。接着两家相亲，“或街园圃，或湖舫内”，如中意则“以金釵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釵”，然后议定礼，住嫁报定。同时还要送聘礼，又称“下财礼”，无论贫富之家，均少不了送茶饼，可见当时各个阶层却把茶做为男女双方婚姻重要信物，使茶礼成为确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形式。

从宋代开始，茶又成为婚礼宴客的必须品，据《冬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书记载，士族商贾家庭在操办婚礼时候广宴宾客，其中必须备茶，古人在结婚大喜之日烹茗待客人，宾主双方既品尝到甘美鲜爽的茶味又可共叙友情，互相勉励祝福，更加增添了婚礼喜庆、祥和的气氛。

宋代婚俗中茶礼的兴起对明清的婚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婚礼习俗大体上沿袭了宋代以来形成的茶礼风俗，但在内容上都有所发展，而且重视有加。当婚礼形成了一种风俗后，到了各地就有了不同的类型。

浙西，婚姻由媒人说合，倘若女方接受即为允婚，则泡茶、煮蛋相待对方，称为“食茶”。按习俗惯例一旦食茶，双方就算定下了婚事，如无特殊情况，双方都不得另寻别家。宁波有吃“新女婚茶”的习俗，小伙子第二次到姑娘家，女方要招待新郎吃茶，普通人家备二三道茶，富裕人家则备达七道之多，参茶、燕窝茶、银耳茶、莲心茶、红枣茶、桂圆茶、清茶，喝茶后设宴款待新郎。嫁亲方会向新郎敬茶，仪式隆重繁杂，当地习俗认为小伙子经过了这此仪式后，时时会想起姑娘家对自己的一片心意，会不断回味那浓浓的茶香，也就不会亏待媳妇。浙江南部畲族的婚礼有新娘“吃蛋茶”的习俗，当新娘被迎亲队伍拉到婆家后，婆家要挑选一位父母都健在的姑娘，端上一碗甜蛋茶请新娘吃，据说新娘喝了此茶后，会安心于婆家，早生贵子，儿子满堂。

明代的黄佐《泰泉乡礼》云：“近日纳采，纳征者，止用细茶一盒，纳釵物其中，尤为简便，可以通行”又云：“凡三等人户之下聘，用酒一埕，鹅二只，布二匹，茶一盒。”黄佐字泰泉，香山(今广东中山市)人，《泰泉广记》为其晚年所撰，其中的记载为明代岭南一带的典型婚俗，可见源起于江浙一带婚嫁中的的茶礼风俗已经在全国流行了。

茶在婚俗里扮演着角色，有一定的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就简单地来作一下探讨。

最初茶树为野生的按其茎部分枝状况，不同可分为乔木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唐代陆羽《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他所指的茶树便包含了野生茶树。人工栽培的茶树经过长期剪枝修整和自然驯化后成为一种常绿灌木。在今人看来茶树繁育方法可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有性繁殖是用茶树种子进行繁殖，无性繁殖则是用茶树的部分营养器官根茎叶进行扦插、压条、嫁接等方法进行繁殖。我国古代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获得无性繁殖，但是当人们知道了无性繁殖后，却反而不利用它了。这可能涉及到人们的传宗接代习俗观念，人们会认为茶树只能用种子才能繁育后代，不能通过移植这种方法。由于茶树具备这种用种子来繁育的至性不移的特性，很适合人们的婚姻嫁娶中的某中潜意识需求。婚姻中重茶风俗，反映了人们对稳固婚姻和忠贞爱情的的追求和对后代的热切渴望，婚姻被称为人生的终身大事，很受人们的重视。这样一来茶叶便渐渐引用到了婚姻礼仪当中，成为婚俗中的一大特色。

结束语：浙江由于有着适合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上茶叶种植制茶及产量都位居全国的前位，是历史上重要的产茶区。在唐宋时期浙江茶叶文化高度繁荣时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浙江茶文化繁荣也是与浙江的佛教联系在一起的，唐宋时期浙江佛教很是兴盛，佛教的兴盛孕育出了浙江茶文化在当时处于高度发展。由于唐宋时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特别是在宋代，日本大批大批来华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佛教禅宗，浙江是他们重点学佛法的地区如天台山的国轻寺，明州(今宁波郊外)的天童寺，余杭的径山寺等地区。在他们学满归国带去佛经同时，也带走了在中国同佛教紧密结合的茶和茶文化，在他们的努力下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茶文化——日本茶文化和日本茶道，可以说日本茶文化和茶道根源是在中国更是在我们浙江。浙江茶文化在浙江佛教的推动下使饮茶之风深入到了民间，已经紧紧的和人们的生活结合，这就是所谓婚姻中的茶礼，它在人们的婚姻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