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1897——1989），原名吴荣堂，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著作甚丰，所著《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被誉为当代“茶圣”。最早论述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和全国性茶叶总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了茶叶研究所，为发展我国茶叶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生于浙江省上虞丰惠镇，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势风云突变，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兴起，有志之士正探索一条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真理的救国之路。少年时代的吴觉农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民问题，遂改名“觉农”表示自己振兴农业的决心。

1919年吴觉农公费留学日本，在静冈茶叶试验场学习期间，撰写了两篇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论文《茶树原产地考》、《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留日期间，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陈宣昭女士（后来成为我国早期的蚕桑专家）。

吴觉农和胡愈之是同乡、同学，自幼来往密切。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日本时，吴觉农认识了夏衍（沈端先）。通过胡愈之、夏衍等人，吴觉农认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并与他们成为一生的朋友。

1925年12月吴觉农与陈宣昭女士结婚,两人一起切磋一些社会问题和专业问题,并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26年吴觉农与胡愈之、章锡琛等人开创“开明书店”，凝聚了当时很大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如沈雁冰、巴金、夏衍、王任叔、叶圣陶、夏丐尊等都为开明书店译书、撰文或担任编辑，其出版物鼓舞了大批知识青年。1927年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暴行。周恩来称赞这一行动为 “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在这一时期，他担任了当时农学界的学术组织“中华农学会”的司库和总干事，办公地址就设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他的家里。由此他与中国农学界的前辈陈嵘、许璇、梁希、邹秉文及许多后起之秀，建立了更广泛深入的联系。1922年他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与肖楚女的文章同编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为培训教材。由于他的建议，1926年农学会年会在国共合作的革命中心广州召开，并得到广州政府的支持。毛泽东曾到会讲话。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与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七君子有紧密联系。并曾营救在南京被捕的救国会重要成员孙晓邨、曹孟君。

1933年同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王寅生等人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选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日常工作负责人是薛暮桥。会内建立党的秘密小组，发行《中国农村》月刊。该刊发表了大量农村调查资料，并与各种歪曲中国农村情况的谬论进行论战，响应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当研究会受到迫害时，常由吴觉农以农学家的身份出面周旋。如1936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中国农村》停刊，他挺身而出向市党部书记长潘公展据理力争，使刊物得以恢复出版。该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完成历史任务后才宣布解散。

旧中国茶叶生产相对落后，栽培、制造粗放，为进一步了解产茶国和销茶国的生产和出口进口情况，1935年吴觉农去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日本、英国、苏联等国进行考察，回国后写了《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等调查报告，对我国茶业复兴和开发起了很大影响。

抗战开始，吴觉农带领一批年轻的茶叶工作者，去三界茶埸准备一面辅助茶农搞生产，一面发动当地的游击战，但为环境所不容。这时他得到武汉贸易委员会邹秉文电邀,即带领一批茶人去武汉着手筹备对苏易货(以茶交换抗战军火)．双方达成协议．在香港与苏方交易．同时他在东南和西南各省茶区设立机构，实行茶叶统购统销．一度使我国出口茶叶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适应形势，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1940年在吴觉农的提议下，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授课的还有经济学家毕相辉，农业化学家王泽农等，培养出一大批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从此茶叶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建国后，安徽农大、浙江农大、四川农大、湖南农大、华南农大等院校均先后设立了茶叶系。

抗战中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茶叶外销的通路被阻断，吴觉农为了茶叶事业的长远发展。1941年10月到福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他担任所长，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如蒋云生、叶元鼎、朱刚夫、王泽农、叶作舟等展开茶树栽培、机械制造、茶叶化学分析及茶叶贸易史等项研究。为了防止因外贸中断，茶叶无人采摘，以至茶树老化，于是发动茶树更新运动，由政府向农民发放更新贷款。

抗战胜利后，茶叶研究所得到却是一张撤消令，吴觉农携家回到上海，政府大员忙于“劫收”，对茶叶毫不重视。吴觉农受孙晓村邀请担任兴华茶叶公司总经理，孙任副总经理。因国民党外汇政策不合理，公司经营失败。吴觉农夫妇又在上海和冯和法经营之江机械制茶公司，翻译出版了《茶叶全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活动上。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1941年吴觉农参加了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一非公开的组织，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关注，对团结和影响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联合抗日起了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吴觉农是该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共谈判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召集王昆仑、金仲华、闵刚侯、吴觉农指示该同盟工作。上海解放前吴觉农还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推动上海科协团结科技人员；掩护党在上海的经济、文化组织，合众贸易公司、国际经济新闻社；营救被捕的张锡昌、陈四维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联络马寅初、梁希、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人士免遭国民党挟劫；策动国民党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起义（未成功）。

1949年吴觉农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建国后他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在农业部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1949年由农业部吴觉农与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商定成立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这是建国后国家设立的第一个进出口公司，他兼任总经理，商订了生产和国内外销售的通盘规划，并建立了各省的分支机构，逐步实施。他还积极推动茶叶生产、制茶合作化；大力开辟新式茶园，改造老茶园；实行机械化制茶；创办国营精制茶厂；提倡在西南茶区大规模发展优质红茶，为国家创汇。

建国初期，吴觉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951年吴觉农参加中国人民第二界赴朝慰问团，任中央分团团长，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指战员。1951年与冀朝鼎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同年与郭沫若、茅盾、萧三、吴耀宗等人去维也纳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5年与茅以升、陈翰伯、范若愚等人参加中国科普代表团访问苏联。1956年3月参加由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出席4月22日在拉萨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任分团团长，代表各民主党派在自治区筹备大会上发言。任全国政协付秘书长时期，他先后负责科技、文史组、政协会刊等方面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实事求是路线、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实现，吴觉农精神振奋，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特别是有关茶的活动，他一生都十分重视教育与科研，他建立了高等学校第一个茶叶系，创建了第一个茶科所。晚年他依旧注重教育与科研，他著书、立说，与他的学生们一起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治学学风，终于在生前完成了《茶经述评》，为后代茶人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他参加各种茶叶会议，并专程去茶区参观，视察学校与科研所。他努力探索发现有关茶叶体制、外汇补贴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经常单独或联名向上反映、汇报，得到及时解决。

吴觉农一生广交朋友，团结同志，追求进步，为祖国农业发展、经济振兴、茶业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年与胡愈之、杨贤江、夏衍等文化界人士交往密切；30年代结交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经济学家；农业界的老前辈如陈嵘、许叔矾、梁希等也是他的好友并是中华农学会的老会员。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除读、写茶叶文章外，还爱读书、看报、听音乐、下棋、打桥牌、弹琴，还特别爱好体育。

1987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在北京为吴觉农90寿辰和从事茶叶工作70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与会人员对吴老一生为中国茶叶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给予高度评价。各地茶界团体、茶人也向他祝寿。外经贸部长郑拓彬，农业部长何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以及外国朋友也都为他祝寿。

吴觉农晚年不遗余力弘扬中国茶文化，他倡议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并为中国茶叶博物馆题词。他一生中最后参加的大型茶文化活动是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

1989年10月28 日，吴觉农因病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发布了吴觉农逝世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追悼会实况。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田纪云、薄一波、丁关根、陆定一、习仲勋等都送去了花圈。他生前各界好友也都送了花圈。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钱正英、周培源、赵朴初、孙晓村、费孝通、经叔平等亲来悼唁。

吴觉农去世后，他的同事、学生们在继续完成他未竟的茶叶事业。1990年吴觉农墓碑落成仪式在浙江上虞举行。在他生长、工作过的地方，茶人为了纪念他雕刻了他的塑像。如中国茶叶博物馆、三界茶厂、他的家乡上虞、上海宋园等。经过茶界及各界人士的倡议，并得到吴老故乡上虞市党和政府的支持。“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于2001年5月21日在浙江省上虞市成立。全国各地茶界人士云集此地，纷纷表示要在吴老奠定的现代茶叶事业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