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在京西“老牛堂”。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有一句诗对茶文化是很好的概括，‘寒夜客来茶当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则是对酒文化的概括”。在京西的“老牛堂”，记者就茶文化的话题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先生。王先生说茶涉及的内容很多，于是，我们的话题也从历史、政治最终说到了情谊。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富阳山水，肥鱼甘茶，未能给一方人民带去富足的生活，却因纳贡而成为当地百姓沉重的负担甚至危害。史家重考据，王先生也一样，讲到兴处，他从书房取出藏书介绍说，明朝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写下了这首《富阳民谣》。当时皇权垄断，宦官操纵茶业，危害地方。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地方官眼里，这些都是无法抗拒的苦难，彼时，封建专制对生产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是迫害。

说起茶与茶文化，王先生说，这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分不开的，茶的盛行必有其社会基础，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茶业发展到明朝，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朱元璋建立政权后，茶业从繁尚俭，逐步得到发展。“开千古茗饮之宗”，饮用冲泡散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同时，与之配合的茶具也得以发展，比如紫砂壶，便从此盛行。彼时，文人饮茶也更注重氛围与环境，并借此表达情操与情谊。此外，人们常说的“开门七件事”，也是明朝浙江余姚王德章诗中的一句“柴米油盐酱醋茶”，沿袭至清、民国而至今，这充分表明，茶在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势必影响到人们的交谊。王春瑜在《中国人的情谊》一书中，从百姓情谊讲到权贵情谊，并独立出章节专门讲情谊的媒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谈到了茶。

王先生幼时家境贫寒，父亲常外出做工，只能够饮些粗茶。他回忆说，小时候，每到盛夏，母亲常用粗茶饼或者薄荷叶之类熬上一大锅，吃过饭后，给一家人喝。虽没有甘甜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却是记忆深刻。“对于胼手胝足、衣食不周的广大贫民来说,是很少有人能饮到好茶的。即使饮自制土茶、锅巴茶、焦米茶、竹叶茶之类,也不会有繁文缛节。现在我是很喜欢功夫茶，和三两好友一起，但是这样的清闲却不是很多。

“当然，有好茶喝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了”，王先生说，这时不但自己有了这样那样的名头和称谓，自己和朋友的生活也都日渐好起来，学生、文友常常送些好茶来。他回忆说，一位朋友原是安徽师范大学的校长，有一段时间，常有安徽的各种好茶送来。还有一位学生的学生是梅家坞人，每年总是有办法帮忙买到正宗的好茶，“一次我将这梅家坞的上等龙井送给方成，并交给他龙井茶的泡法，他回到家中如法炮制后告诉我‘妙不可言’”。

王先生转而说道，茶与社会生活关系如此密切，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历代诗文中，谢赠茶的文字俯拾即是。李白、白居易、卢仝、苏轼，都曾为文。既有赠茶，必有讨茶。他说，古今嗜茶者中，最让人感慨的，是晚明昆山文人顾僧孺。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向他的好友张大复讨梅花和茶。写下《乞梅茶帖》的绝笔。其帖云：“病寒发热，思嗅腊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许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将无上之后把臂耶？”

说起茶来，王先生肚子里的故事一大堆，“历史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茶馆相识，并结为契友的。如清初西北的著名学者王宏撰与李因笃，起初并不相识。有一天，偶然在长安茶馆里碰到，隔桌搭话，各自猜想对方的姓名。等到问话后，都果然不差，从此成了好友。”

中国人一向重视交谊，而传统交谊最大的特点是宽容，王先生说，茶就是在这样的交谊中发挥着它媒介的作用，也可以说，茶对提高国人总体的文化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春瑜，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家，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明清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主编《中国反贪史》、《明史论丛》等；著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古今集》、《明朝宦官》等；出版杂文、随笔集《“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续封神》等。